--卢朗 孙巍

摘要：巴黎布尔学校（现法国国立布尔高等实用艺术学院LˊESAA BOULLE的前身）是世界上最早的室内装饰学校之一。她的创立缘自于法国在取消行会制度后面临的职业培训危机。学校既是政治主张的结果，又因切实的需求而产生。出于对法国传统手工业昔日荣誉的迷恋，学校定位于奢华家具和室内装饰行业职业技术教育，并命名为室内装饰学校。从1879—1886年,学校的开办经历了七年的曲折和酝酿。这期间创办者们确定了将文化教育、专业理论教学和技术实践相结合的办学模式，也产生了不少早期家具与室内装饰教育的新构想，在专业教学计划中呈现出将材料、技术、美学等各个方面进行贯通和整合的意图，高度务实且不乏专业理想的追求。学校在创办之初试图为行业教育逐步建立起严格完整的理论框架和训练体系所作的种种探索，标志着家具和室内设计规范化教育已初现端倪。
关键词：布尔学校；家具；室内装饰；职业技术教育；创立

作为一所享誉欧洲的设计学院，法国国立布尔高等实用艺术学院（LˊESAA BOULLE）一直以其高水准的家具和室内设计教育而自豪。事实上，这种自豪可以追溯到1886年学校的创立之初，那时候她的教学计划就足以质疑50多年后佩夫斯纳爵士有总结意味的断言“直到几乎十九世纪末，装饰艺术或工艺美术学校的创建者和校长中还没有一个人认识到在材料、工艺、用途和美学形式之间的内部有机联系……” [1]但重要的并不仅在于此，布尔以其自身的实践，勾勒出120年来家具和室内设计教学极具价值的发展轨迹，她的理念蕴涵了对现实挑战的回应，也不乏专业和教育理想的追求。而这一切在学校的酝酿过程中就已经开始。

图（1）：学校于1895年竣工的教学大楼

1887年4月6日，亨利•马尔索南（Henri Marsoulan 1839—1909），一个壁纸制造商兼巴黎市政顾问[2]，布尔学校运作的负责人之一，在这所学校开办后的几个月回想起它的创立过程：“创办室内装饰学校的想法是1879年产生的。当时，在区长埃罗尔德（Hérold）先生在卢森堡公园举办的一个聚会上，我有幸与现任教育部长的奥克塔夫•热拉（Octave Gréard，ndlr）交换了建立这个学校的想法。应当说，我认识的是一个自信而认真的合作者……部长先生要求我对这个计划进行实施。这项计划今天正在进行，其成果令它的发起人都感到吃惊。”[3]

无论是文学化的历史还是真实的历史，创立布尔学校的想法是在1879年基于包括政治因素在内多方面的意愿促发的，而这一点，马尔索南似乎在叙述中有点简单化了。从1879——1886年，那段长长的“孵化期”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学校在创立时面临的曲折和困难，而这些困难又是与一系列强大的社会、行政、经济利益相关的，它造成了理论构想与实际操作中的巨大差距。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七年时间沉淀下来的深思熟虑又有着它不易磨蚀的内在价值。

针对危机的职业教育理念

有着数个世纪历史的巴黎家具业一直享有盛誉，成千上万的手工业者不断制造着第一流的产品。但大革命后不久，这个行业出现了很大的危机，相当的原因来自1791年同业行会被取消后所引起了职业教育问题。之前的行会虽然问题重重但能保证学徒的培训，它的消失形成了手工业培训体系的空白。[4]

职业培训危机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冲击着这个行业。巴黎大学的法学教授马克苏（Pierre du Maroussem）致力于这一时期巴黎手工业的深入调查。他指出，（由于失去行会的管理）传统工场的学徒期几乎已毫无价值,很难指望工场主去培养学徒完整的技能。学徒只是一个仆人，他每天只是进行长时间的工作。虽然也有学徒的家庭与老板签了职业培训合同为他们的职业教育提供担保，但这些合同的诸多缺陷使它们往往形同虚设。同时，十六岁左右的未成年人犯罪也成为令人头痛的社会问题。

各种的完善技术教育组织的建议，自大革命起就被提出了，但实际措施不多，只设立了寥寥几所国立技术学校，如夏隆工艺美术学校(lˊÉcole dˊArts et Métiers de Chalons)、艾克斯——普罗旺斯艺术职业学校(lˊÉcole Angers et Aix-en-Provence)和艺术工场中心学校(lˊÉcole centrale des arts et manufactures)。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如圣西门及其追随者，曾努力建立教育机构以改善工人的社会状况，如圣西门综合工科联合会(Saint-Simon et ses disciples)为工人开设了很多绘画课程和普通文化课程。某些市镇如Mulhouse或里昂也建立了一些技术学校。在巴黎，还有一些像基督教教义兄弟会这样的圣会开办的职业学校以及艺术家和手工业者成立的一些培训机构，当然政府也为这些机构支付津贴。但这些措施显然还远远不够。一份来自商会的调查报告显示，在1806年，巴黎的工场拥有25540个年龄低于16岁的青少年（其中有6841个女孩），他们中大多数人的职业培训期不到两年。[5]

首都的工人们和学徒们有一种强烈的对知识的渴求，他们希望通过接受教育使他们的技能更有价值。在第二帝国(1852——1870年)时期，一些艺术工业(industries d′art)中的受过教育的资深人士一直试图通过改革解决这个问题，如家具工艺师达尔塔赫（Engène- Tartaret）、木雕师安蒂姆（Anthime）及铜艺师亨利•杜南（Henri Tolain）等都提出了关于职业技术教育的种种设想。1867年9月在洛桑举办的国际工人大会上，亨利•杜南提出的将学校与实习工场（车间）结合起进行手工业者的培养，以形成兼有理论、技术和艺术等方面系统教育的构想获得了广泛认同（他后来成为布尔学校的主要创始人）。这项建议被另一位职业教育思想家丹尼·布劳（Denis Poulot）采纳并具体化。在他出版于1872的著作《崇高》中，强调了巴黎创立数十所职业学校的迫切性，这些学校包括艺术工业的主要行业：铸铁业、家具业、服装业、金银业和音乐器材业等等，在五到六年的学业中教授几何、绘画、化学、技术专业课程以及工业史课程。

无疑是从这些构想中得到了启发，当时任塞纳初等教育主任的热拉和塞纳区长莱昂•萨（Léon Sag）在1872年都提出建立一所学校以满足金属业的职业培训。这些建议在同年5月27日的会议中被市政顾问成员讨论并接纳。这个决定非常重要，它标志着巴黎教育的走向。“这是在一条刚刚启程但仍然未知的路途上的第一步。” [6]最早的技术教育史学家之一拉维尔纳(F·Lavergne) 在 1900年曾这样强调。接下来一年的1月6日，这所学校在Villette林荫大道60号开放了。学校学制三年，配有实习工场（车间），在第一年学生参与流动的实践，即从一个车间到另一个车间学习，这样就可以从实践中评价他们的能力并发现最合适他们的工作，然后再进行专门职业的学习。两年后，如果能成功通过一定数量的考试，他们会获得学校颁发的职业培训证书。上午是艺术课程和普通文化课程，下午则是在车间进行技术学习。布尔学校在建校初期就是模仿这所学校的。

实践很快获得了成功，学生们找到了酬劳不错的工作。由于他们受到了全方位的教育，他们很快赶上了工场主培养的学徒，弥补了在实际操作技能上的不足。Villette林荫大道学校后来为纪念《百科全书》[7]的主编更名为狄德罗学校（图2）。为了整体控制巴黎的职业教育危机增加这样的机构是必须的，特别是首都另一大手工行业——家具业。较建立其他行业学校，创立家具职业学校的优先权是无可辩驳的，建造学校的场地也无可怀疑：圣·安托万区——传统的家具工业区。

图（2）：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中记录18世纪木匠作坊的铜版画

圣·安托万区的荣誉和危机

圣·安托万区大街在圣·安托万区穿过，这条长长的主干线把巴士底广场和国家广场连接起来。作为法国的家具制造业中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圣·安托万区的荣誉与法兰西的荣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十七世纪以来，法国的家具与室内装饰艺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洛可可风格、新古典风格到帝政风格……，巴黎成为各种新潮流轮番上演的舞台。能工巧匠们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创造力使这里成为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了所有追逐时尚的目光，从不列颠国王到哈布斯堡皇帝、从公卿贵族到新兴的资产阶级，欧洲上流社会的人们无不心驰神往，都以巴黎作为高雅趣味的引导者，“都准备为精良的家具付出昂贵的代价。” [8]

丰富的想象和完美的技艺造就了法国家具与室内装饰艺术华丽奢靡、精巧细腻的风格，奢华成为了那个时代巴黎的象征，也造就了闻名遐迩的奢侈品行业（图3）。而圣·安托万区正是这一行业登峰造极的代表。

图（3）：一件结合了多种工艺、风格奢华的珠宝柜

这个地区云集了家具工业从业者，其中高级木器细木工、椅子细木工[9]和木雕工是这个行业的支柱。高级木器细木工使用各种木材制作家具、装修房间，他们精通各种制作和装配工艺，在1880年大约有2070多个工场属于这个行业；至于椅子细木工匠，他们根据复杂的图样制作不同风格的椅子，在1880年约有900多个工场从事这个行业；而木雕工人用刻刀和凿子完成富有艺术性的雕饰，在1880年，约有3600名木雕工人在这里工作。[10]

日趋细致的分工和高度的专业化也是这里家具业繁荣发达的标志，还有很多其它工种的工人充实着这一行业，他们按工序密切地进行协作。镀金工在贵金属上覆盖能生成铜绿的青铜；专业材料工用各种木材、南美洲产的象牙椰子和贵重金属来制作不同的零配件；车木工在机器上加工不同的配件；模塑工制作各种模塑品；钻木工根据图纸进行木材钻孔；上釉工人则制作镂刻的或嵌金属丝花纹的珐琅工艺制品；镶嵌木艺工人与高级木器细木工人合作着手饰面和镶嵌工作；而金属工匠与高级木器细木工合作完成包括室内装饰（门窗镶边及各种雕饰）在内的高级家具活，然后由油漆工完成最后一道工序……织毯工人的工作复杂而富有艺术魅力。他们一方面制作各种帷幔和织毯，一方面还为椅子细木工工作（如制作椅垫）.19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帝国时期，室内挂毯十分流行，大面积装饰挂毯和织物的制作布置促使织毯工需要把握整个室内装饰效果。整体的构思使他们逐渐成为织毯工兼室内设计师——一个逐渐专门化的职业。[11]

圣·安托万区还是一个具有历史价值的地区。18世纪最著名的高级木器细木工如里塞纳（J•H•Riesener）和奥本（J•F•Oeben）[12]曾在这里工作过,他们给这里的家具业带来了极好的声誉（图4）。这个地区的历史也充满了革命的气息，自大革命以来，圣·安托万区多次成为群情沸腾的中心，这里的人们是1789年7月攻占巴士底狱和1848年二月革命等一系列事件的主力[13]。在布尔学校创立时期，巴黎一些职业学校创始人的有关社会主义构想的政治观点在这个地区有大批支持者，这些创始人中有安蒂姆、高邦（Corbon）、亨利•杜南等，他们是第三共和国初期的左派参议员。正是他们于1880年12月11日投票赞成关于手工职业学校的条例，这项条例促成了布尔学校的成立。

图（4）：由奥本和里塞纳合作的圆柱写字台，订货人是路易十六

但往日和辉煌并不能解决当下的危机，圣·安托万区正承受着来自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重压。根据1882年一份艺术工业的调查报告，在这个地区有20000名家具业手工业者。如果将属于十一区、十二区的木工业和金属业也包括在内，这个数字将上升到30000人。家具业是首都最具生命力的致富资源，然而，自1873年起开始影响法国的经济危机，从1879年起波及到了家具业，这些工商业危机表现为销售市场的不景气和海外及国内市场的收缩。根据经济学家沃勒夫斯基（Wolowski）的调查，从1827到1856年，家具出口量增加了6倍，富有的顾客对这些产品趋之若骛。但二十年后，由一些大型的国际展览所提供的有关家具产品的报告，口气却不再乐观。强调国内艺术工业优势的声明只是为了维持一种积极性和热情；而对法国奢华家具美感赞不绝口的辩护已经掩盖不了法国家具业的危机——法国家具业正承受着国外生产的价格低廉和新风格产品的有力竞争。1878年结束的博览会是对巴黎家具业一次真正的冲击，巴黎家具在博览会受到的冷遇令人难堪。经济的萧条和行业的衰退使职业学校的倡导者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念。根据他们的观点，一个接受良好培训的手工业者能制造出质量更好更具美感的产品，因此也更具竞争力。他们提出的口号非常鲜明——“俏货好卖”。

圣·安托万区的工场和工人状况

圣·安托万区事实上是一个混杂的工业区。家具业的生产单位基本上都是工场的形式，而这些工场往往又以家庭为组织核心，无论是小作坊还是生产奢华产品的“家具世家”。正如布罗代尔指出“手工工场在城市内往往是家庭劳动的终点，是生产过程最后结束的场所。” [14]在这里，大工场、小作坊以及独立的手工业者共存，也形成了工人们不同的阶层和等级。他们的工种不同，同时，依照他们是经验丰富的工人还是简单操作工、在豪华家具工场还是日常家具工场，他们的地位和生活水平也大相径庭。马克苏教授通过1890到1893年间在圣·安托万区的实地调查，认为这里工人被分为三个等级——这使得职业教育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这一行业的职业教育该如何定位？职业教育倡导者和市政当局都在这个特殊的地区寻找创立家具职业学校的依据。

圣·安托万区工人的第一类社会职业是由家具业的无产者组成，他们的一些技能都是在实际工作中学到的，他们贫困的生活条件使他们无法参与进修培训。他们期盼着巴黎社会更多的援助，如孩子接受免费教育等等。

第二类社会职业由日常家具制造者组成，约有七千人，其中一半是比利时人、卢森堡人或德国人，他们组成了家庭式的小工场。他们拥有工具，自己制作并销售家具，同时也为圣·安托万区大的家具工场完成一些加工和装配工作。这些工场为城市中产阶级提供了舒适而牢固的家具。但到了1865左右，他们的境遇随着大商场的出现而改变了，因为后者差不多夺走了他们所有的销售市场[15]。为了生存，他们只能将产品交给大商场，而后者总是苛求交货时间却支付极少的酬金，相反的话合同终止，工场面临倒闭。这样，生产的节奏加快而产品质量却不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学徒工想学到本领是不可能的。收入微薄的小工场只能频繁的求助于市政部门给予各种帮助。

第三类社会职业是圣·安托万区高水平工匠的继承人，他们是18世纪高级木器细木工的后代。由四千名工匠组成了奢华家具的生产精英，他们的产品因令人咋舌的价格而引来报刊杂志的争相报道，也正是他们有能力去追求新的装饰风格。

像达蒙(Damon,他后来成为布尔学校改良委员会活跃分子之一)（图5）、米勒(Millot)、格莱(Collin)等人的大工场，都是当时经济学家所称赞的手工工场的典范。这些工场正体现出将生产组织、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与产品制造的高质量相结合的趋势。为了完成特殊的订单，一些大工场拥有奢华家具所需的各个工种的工人，规模从60到300人不等，他们每人负责一道特殊的工序，通过合作来完成各种复杂的产品。这些工场管理严格，生产也井然有序。各种装饰品配件被仔细地归类和保存，以便根据不同订单的需求来进行装配；制作每一件家具的任务分配、材料规格和数量都被严格规定；装配工作依照细致的生产示意图成批生产，工人们按照各自的专业被编组参与工作，除了星期天外他们每天都要工作十小时。

图（5）：达蒙的作品，一个住宅的聊天沙龙设计，曾在1893年的艺术博览会展出

一些奢华家具工场也依赖于分包业务以完成加工工作。在圣·安托万区的Saint—Bernard街、Charles—Dallery街等，许多大型的蒸汽机厂拔地而起，为邻近的加工厂提供热能。各类加工厂拥有小型的机器接收这些能量，他们拥有各种的锯子、加工线脚的机器和木铣床。零件从一台机器到另一台机器，一家工场到另一家工场被加工制作，最后回到细木工场完成组装和饰面工作。展览会、沙龙和商品交易会在圣·安托万区的奢华家具工场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如果这些工场能获得荣誉、奖赏和奖牌，它们能很容易地提升知名度。

但很少有工匠能创造出更具艺术魅力的作品了，他们大多只是在仿制过去风格的产品。鲜有工场愿努力站在装饰艺术的前列开创出新的风格，大多奢华家具工场只是寻求画家的帮助来构思造型——而以前不少著名细木工匠自己就是一个杰出的创作者。到19世纪中叶以后，装饰艺术的革新已经在英、德等欧洲一些国家蓬勃开展，对过去风格的突破也在积极地酝酿，这些大胆而活跃的探索使法国家具业相形见绌，圣·安托万区的传统荣誉和地位正受到极大的挑战。事实上，如前所述，奢华家具工业在当时的新经济中已经呈现衰退——这是巴黎人很难以容忍的。通过教育的改革、通过创办家具学校培养人才来消除这种威胁成为一种共识，并且毫无疑问，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奢华家具工业。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无论是针对现实的回应还是对往日荣耀的追溯，只有将传统奢华家具卓越的工艺水平作为办学标准，才谈得上复兴法国的家具行业，因为那才是法兰西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也许奥博克歇男爵夫人在1782年的这段话能道出蕴涵在许多法国人心中的一种情结：“将法国的奢华剥夺掉，尤其是它首都的奢华，你就毁掉了它在贸易中的最大部分，……这也就剥夺了它在欧洲的无上霸权。” [16]

在布尔学校创立前，圣·安托万区的职业教育

在1886年布尔学校成立之前，圣·安托万区已经存在一些为工人和学徒开设的职业教育机构。这些机构的创办不管是来自宗教还是世俗的、来自教会还是来自工会、来自城市还是国家，许多组织都在试图解决巴黎的职业培训危机。对后者的研究使我们能更好地了解这所新学校的特点。

这些学校明显地分为两类：一类没有配备实习车间，如高级木器细木工青少年之家（Le Patronage des enfants de l’ébénisterie）、工人工会学校；另一类是严格意义上的职业学校，这类学校开设了车间培训课程，像天主教会开办的圣尼古拉学校(Saint­-Nicolas et les écoles)及巴黎城外公共救济事业局的学校。但是其配备车间的目的旨在生产投入市场的产品，这种在职业环境中的培训固然给学徒的一种受雇于企业的切身感受，但这种教学与工场生产间的融合被简易化了。

高级木器细木工青少年之家于1866年4月5日成立。由于观察到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缺乏，1873年起学校开设了适用于家具和室内装饰的工艺美术课程。一百来个学生学习仿造不同的类型和风格的配件家具，同时还学习制图和绘画等基本知识。学校还通过各种考核来评估学生的学业。莱姆瓦纳(Henri Lemoine)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他也认为职业教育危机很难通过工场的培训去解决，“巴黎300所最重要的工场中，只有25到30所能对学徒起好的作用。” [176]只有将孩子送到学校去并接受职业教育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市政部门也创立了一些学校，有的还颇具特色。如Bernard-Palissy和Germain-Pilon市政美术学校，它们专门培养为家具业、金银制品业、陶瓷制品业和织品业绘制图稿的人员，这些后来被称做设计师的人们在当时形成了一项相对新型的职业。另外一些由市政部门出资设立的夜校课程也面向工人开放，尽管这些培训更简单，在这里人们可以学习绘画、模型制作及几何等基本知识。

应该说在布尔学校创立之前，相对有效的培训机构已部分解决了圣·安托万区的职业培训问题。但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教学上仍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一些职业教育改革者们认为需要通过不同的计划和目标来建立有别于现在的职业教育，应该寻求一种更好的教学体系来超越以往的培训方式。但这样的学校应该由谁来创办呢？莱姆瓦纳认为可以由巴黎市政或直接由国家负责，因为只有这两者拥有足够的资金能满足创立职业学校的费用所需。

家具职业学校的计划

1880年5月，塞纳区长埃罗尔德领导一个研究委员会开始着手职业教育问题。杜南是委员会成员，他提交了一个报告，建议创立类似Villette大街实习学校的机构，以培养兼备理论和实践知识的家具业工人。这个报告构成了布尔学校的草案。布尔学校，被杜南称为“家具职业学校”，将开设各类相关专业，培养高级木器细木工、椅子细木工、雕刻工、镶嵌木艺工人直至从事铁器工作的建筑锁匠、小家具制锁工人……，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可以用“包罗万象”来进行形容，但后来并未完全实施。

参照狄德罗学校，杜南提议在学校设置三年制的分阶段职业课程。第一年的教学将是多方位的，通过连续的评估和选拔，将根据学生最擅长方向给他们进行专业定位，然后在下面两年进行一项专门职业的学习。这种方式使学生能对家具工业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在他们学习专门技术之前，全面的训练能使他们获得专业以外的实际经验。这与工场老板或家长对孩子职业的强制性安排完全不同，学校的专业分配将是谨慎的、符合教育原理的而非专制的、随意的。在学校招生上，杜南提出两项建议：一是只有具有一定学历证书的学生才能被学校录取；二是学生进校是必须参加一场专门的考核。

12月11日，《手工业职业学校和初等教育条例》被投票通过，这项条例同样由担任参议员的杜南起草。条例的第一款明确提出，由市镇建立的、以培养手工劳动职业人才为目标的职业学校，可以与高级学校接轨，要将手工技能课程纳入到这一类职业教育高级学校。应当在学校开展像狄德罗学校那样的完整教育，为学生提供在地方企业的实习机会。根据这一法案，布尔学校开始筹建，由巴黎艺术工业视察员库内(Cougny)负责学校的规划报告。

在库内的规划中学校学生人数为100到300人，学校包括五个教学工场（车间）：一个细木工车间、一个高级木器细木工车间、一个椅子细木工车间、一个车床和雕刻车间和一个金属车间。经费问题是库内颇费心思考虑的重点，为了证明用不大的投资也可解决职业教育危机，用于建筑的费用被一再压缩，他还期待利用学校场地开设成人教育使学校有所赢利。除了这些计划，库内的报告中还用数据详细描述了学校的硬件设备。

他分析了实习车间的布置，这些车间应包括一切所需的工具。尽管基本材料的购置没什么困难，但各种机器的配备却是个问题，它引起了特别多的争论。一直以来，圣·安托万区传统的手工业者对它们都颇有微词，他们指责机器的使用破坏了传统手工业的制造规范，影响了产品的质量，担心这些机器生产的家具会损害法国奢华家具的荣誉。而根据圣·安托万区杰出手工艺人的传统，只有慢工和高价才能出细活。但机器的支持者却有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作为充分的理由，这方面，蒸汽机总动力的的急剧增加颇能说明问题。从1850年到1870年，法国工业蒸汽引擎的数量由5000部增至28000部，总动力亦由67000匹飙升至336000匹，而此间法国钢产量的增幅也同样令人惊叹。 [17]两派的争论非常尖锐地表现出一对矛盾，即制作传统和经济利益的相互抵触。作为一所有拥有实习工场的家具学校的规划者，库内对这个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提出对机器合理使用的观念使得反对者和赞成派握手言和。这是一个折中办法：学生要学习手工技能，但在后两年也要学习机器操作，以便满足工场主对各种资质的要求。他提议购置各种家具生产的大型设备，如制作线脚的机器、制作直槽或弯槽的机器以及带锯、脚踏锯子机床、圆锯、带飞轮的脚踏车床和凿钻机床等。为了使市政顾问同意这笔费用，他用术语详细分析了这笔投资，但并未获得批准，他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在当时很多学校都面临着的财政问题。

图（6）：后来布尔学校的金属实习车间

学校的建筑与场地

在标有日期为1881年5月12日的设计方案中，职业学校位于一幢三层楼的建筑里。但这个方案只是概念性的——当时还没有确定具体的场地。它由负责学校设计的建筑师鲁卡 (Charles Lucas)完成（图7）。方案详细描绘了这所学校的每一部分，但仅仅考虑到接纳百十来个学生。

 
图（7）：鲁卡斯于1881设计的学校方案一楼平面图，图上标题：家具工业实习学校

建筑平面为U型，围绕着一个四百平方米的露天操场。教学车间设置在一楼和二楼，共有六个。与库内的想法相符，鲁卡斯将一楼的一块场地用于安置一台蒸汽机以供应学校机械设备所需的能量。但设计中没有木材和铜锭之类基本材料的储存场地。鲁卡斯将卫生间、门房等功能空间安置在U型建筑下部的侧翼。一楼还设有公共食堂。

在二楼，由一条走廊隔开了三个用于普通文化教育的教室。三楼则包括一个阶梯教室（用于艺术史课和技术理论课），这个教室延伸过去依次是一个可以制作模型的工作室；一间宽敞的画室；一间博物馆兼图书馆。校长的办公室则安排在一楼。

1881年12月27日，市政顾问投票通过了一项预算，一百万法郎将用于开办不同的职业教育学校。新任的塞纳区长弗劳克(Charles Floquet)向市政顾问提交了一份陈情书，其中一项关于家具职业学校建设的具体议案就是购买位于巴黎十七区中心Reuilly街25号和27号两处建筑作为学校场地。25号建筑的占地面积为1277m2。包括临街主建筑，一个被一道墙一分为二的院子以及院子后面的其他建筑（图8）。27号占地只有183 m2。包括临街主建筑，一个小院子及附房。在参观了这两处建筑并确定可以将它们改建为一所学校之后，市政顾问在1882年6月30日的会议上决定用40万法郎购置这两栋房子。

图（8）：Reuilly街25号，学校的第一处建筑

原本预计在1882年10月学校可以开放，在鲁卡的一份附属报告中也预计这一年10月和来年10月的招生人数将是60人和80人。但由于资金的缺乏，对建筑的改建和布置被推迟了。在经历充满冗繁手续和周折的一年后，1883年6月，鲁卡递交的改建预算被市政顾问接受。10月底所有改建和布置工作终于完成。学校已准备好招收学生，预计可以在1883年11月开放。在人员的招聘工作即将展开时，政府又一次推迟了学校的开放。之后不久，学校的事务被一个专门机构??学校监督和改良委员会接手。www.dolcn.com

监督和改良委员会

家具职业学校的运作是监督和改良委员会(la 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et de perfectionnement)讨论的主题。这个委员会是根据1880年有关手工职业学校的条例于1884年4月成立的。委员会成员由市政顾问委员会任命，事实上他们中间很多人就是市政顾问，如壁纸制造商马尔索南、雕塑师德劳姆(Delhomme)；也有一些专业人员如高级木器业的达蒙和织毯业的丹尼佐特(Denizot)等,他们都是圣·安托万区大工场的老板；巴黎一些艺术部门的政府公务员也参与其中，像艺术工业视察员库内和市政美术委员会成员拉塞(Lassez)。委员会成员任期四年，期满后将进行换届。在1889年之前，由于委员会大多数人是市政顾问、激进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在学校的问题上有着相同的政治意愿，因此委员会内部观点相对协调，但一些争议仍然存在。这个机构不是布尔学校所特有的，相似的委员会在巴黎包括狄德罗学校在内所有的职业学校都存在。它们一直运行到20世纪50年代。

委员会在布尔学校起着重要作用，它的任务是实施和监督与学校运作有关的一切措施。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分析学校的各种问题，会议形成的所有议案都要经过市政顾问的许可，这些议案包括：年底的财政预算、人事招聘、违规处理、新项目的招标和更改；学校参加各类展览，包括在展览中与其他学校、协会或个人进行交流等等。碰到特殊情况和技术问题，委员会会指定专业人员组成分会来进行解决。

委员会也讨论学校的规划、时间表和制度问题。布尔学校的方向定位问题是委员会争论最为激烈的——在实际办学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偏离创办的初衷和目标的情况，这样的情况往往需要长达数月的时间来进行严格、漫长而慎重的研究。这在学校历史上有三次：创立之际、1900年和1911年。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分析的重点，之所以它们引起了特别多的争论，是因为一些新构想的提出及其形成的冲击，现在看来，这些构想呈现了家具和室内装饰教育观念的演变。委员会的争论影响了学校运行的历史。 www.dolcn.com

室内装饰教育的定义

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于1884年4月16日在巴黎12区区政府召开。市政顾问桑贝瓦(Champeval)被委员会推选为主席，他给学校的目标和类型作了颇富政治色彩的定义。他认为委员会和职业教育革新者的着眼点是相似的。学校的任务是为家具工场提供资深工人使工场能在与国外同行的竞争中获胜，因此学校应保持圣·安托万区这一行业的高水平，也就是公认的“世界之最”。同时“学校也应在学生中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感，以免他们远赴国外将所学技能服务于同行竞争对手。” [1]

马尔索南的讲话更为务实。他认为学校首先应当是培养工匠，不应只教授太多的理论知识而使学生失去社会价值。学校应拥有高级木器、椅子细木工、织毯及雕刻专业的教学车间，学校应该是实践和理论教育的结合体，这也是现在和将来都要不断维护的特性。学校面向奢华家具工业，学校将靠高质量的教育来使这一行业发扬光大。当然，社会职责不能忘记，经济上的资助和服装供应都能使招收学生变得更容易。另外，还应争取将学生在练习中制作的家具用于销售以改善财政情况，避免学校承受太多的经济压力。

1884年4月9日，委员会根据马尔索南的提议，同意将学校更名为“室内装饰学校”(École d?ameublement)，因为学校教育不仅涉及了家具工业，更包含整个室内装饰业。三个星期后，委员会确定了学生的录取条件。根据杜南的提议，申请人必须具备初等教育学历证书，同时将学制定为四年。学校也收到了第一笔教学设备预算费用：47700法郎。这笔设备费用在12月31日增加到92300法郎，成套的工具设备开始在Reuilly街经过整修焕然一新的学校车间中配置安装。

在7月7日的会议中，委员会确定学校教育包括高级木器细木工、椅子细木工、雕刻、木业车床和织毯等专业。学生在第一学年中将依次从一个工场到另一个工场的学习，就像在狄德罗学校一样。学年末的考试将测定学生所表现出的特别技能，以便使他们在五个职业中为自己定位。学校是免费的，只招收走读生。在四个学年结束后，通过考试，证明自己获得本专业完备知识的学生，可取得学校文凭，圣·安托万区工场培训最终将被学校教育取代。为了保证使学生获得全面的才能，学生自被录取开始就将进行全方位的训练。

学校作息的安排是介于工场生产节奏和普通学校节奏之间的。与工场工作时间里一样，学生在七点到七点一刻之间进校，随后进行半小时锻炼。从七点三刻到十二点进教室上文化课程，然后是午餐时间。工场练习从下午一点到晚上七点，当中有半小时的下午点心休息时间。这样一天的课程有10小时，其中60%的时间用于工场。委员会提出，实践课程在学业中的比重会越来越大，三年级每天6小时，四年级会达到每天6个半小时，其目的是使学生逐渐适应圣·安托万区的企业工作节奏，以免学生在离开学校后产生不适应。由于担心每周五十多课时的学业压力给学生带来健康问题——因为学生还非常年轻，委员会根据医生建议最终决定招收的学生年龄最小不低于12岁，最大不超过16岁。

委员会还根据狄德罗学校的办学经验，来分析未来学校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其中主要是学生中断学业的问题。1879年狄德罗学校的学生只有25%完成了学业，由于大部分孩子来自贫苦家庭，家长往往会让孩子中途辍学，利用他们在学校已学到的一些技能找份工作以尽快获得薪水，而这是那些家庭迫切需要的。为了使政府改善职业教育的政策能取得成功，针对这一问题，委员会确定学业完全免费的原则，并且学校在学业第二年向学生提供全部或部分的午餐。在第三年，每周还向学生支付一小笔酬金（因为他们在车间实习时制作的产品可用于销售）。如果学校资金允许的话，为了使学生从学校到工场工作过渡得更为顺利，还将向学生提供一笔资金，给他们配备一些工具。

6月9日，委员会爆发了一场争论：“学校是否应教授一门外语，如英语或德语？”这个问题很棘手，因为狄德罗学校已试行过外语教育，终因缺乏理想的成果而放弃。但委员会一些成员还是坚持开设外语课程，因为它具有经济回报的可能性：学校应该培养现代的家具制造者，他们应当参与市场竞争特别是能着眼于企业的出口市场。马尔索南也认为外语教育能够赢得新的市场，他建议教授一些法属殖民地所用的语言。但这些带有政治性的观点，遭到贝罗尔(Pérol)等专业人士的反对。他的志向更为简朴，学校的基本目标就是解决职业培训危机，大部分学生能成为工匠，除了在工作中出类拔萃，他们别无他求，他们不应去考虑打开更大的商业市场之类的问题，因此外语教学毫无用处。最后，由于市政顾问中的大多数支持从行业利益出发的政治观点，委员会决定每周教授两课时的德语，目的很明确：与德国的家具商业大战已爆发了，德国是圣·安托万区的主要竞争对手。

1884年6月23日，有关把学校定位为艺术学校还是技术学校的问题被提交讨论。两种观点截然相反，艺术工业视察员库内希望学校应具有鲜明的艺术特性，学校培养的手工业者应该有能力在他们的作品中保持一种美学价值，使他们能比得上以往杰出的前辈；卡莱马尔德(Calemard)则认为学校应更重视技术实践。这两种观点的争论事关重大，它将决定学校属于纯粹的技术教育还是属于装饰艺术教育，也将确定学校的形象，因为将技术教育与艺术进行紧密联系在当时的法国还相当新颖。根据卡莱马尔德的观点，学校首先应解决职业教育问题，使古老的圣·安托万区重振精神，培养出在工作中既能赚钱又能获得荣誉的工匠。他并不否认在家具职业中艺术的重要性，但这是在实际的手工生产中实现的。相反，库内认为造型等方面的艺术构思尤为重要，这将决定产品的品位，而高品位的产品将促进行业的发展。作为新装饰艺术风格的支持者，他确信对过去风格的一味模仿会降低法国产品的声誉，只有艺术上的创新才能让圣·安托万区的家具工业复兴。学校培养的手工业者应具备艺术家的能力，他们将既能设计又能制作具有高度美学价值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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