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智艳1 吴卫2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 株洲 412008）

[摘要] 以符号学能指与所指概念来分析“五福捧寿”纹样；作为符号的能指，创作者对蝙蝠原形大胆地创意，对整个纹样进行精心地布局；作为符号的所指，在约定俗成的观念下，寻求形式与表征的共同点，以联想的思维，运用谐音、象征、寓意、直接等手法传释吉祥的寓意；“五福捧寿”纹因为美形吉意的艺术符号特征而成为人们所钟爱的纹样。
[关键词] “五福捧寿”纹；符号；能指；所指；美形吉意

蝙蝠是一种翼手类动物，外形丑陋，在西方的历史文化中，其图形扮演了邪恶、丑陋的角色。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蝙蝠纹样却完全改变了现实当中的形象而被表现为一种外形美观、寓意吉祥的纹样。我国传统纹样追求“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风尚，由五只蝙蝠与寿元素（包括寿字纹、寿桃纹、寿仙纹）组成的“五蝠捧寿”纹样是一种常见的吉祥纹样。按照古罗马时期哲学家奥古斯丁对符号的定义：符号是一种使我们感觉到一种事物加诸感觉之外的某一事物。[1] 符号学家索绪尔（Ferdiand De Sausure，1857～1913）确定了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概念,他写道：我们把概念与声音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我们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与能指这个词分别代表概念与声音形象。[2]符号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将符号能指与所指概念从语言学领域扩展到其它领域并作为符号分析的手段。对于“五福捧寿”纹的符号阐释可以从符号的能指（“五福捧寿”的形式）以及符号的所指（“五福捧寿”的内容）两个方面进行剖析。

1.“五福捧寿”纹符号能指

对于“五福捧寿”纹样符号能指的分析包括蝙蝠纹样的造型、寿字纹样的构成以及整个纹样的形式布局。“五福捧寿”纹中最具特殊意义的莫过于蝙蝠纹的造型，因其一改蝙蝠原形的丑陋外表而变换为一种极具民族个性的美纹。

1.1 蝙蝠纹样
对于纹样的造型方式，先哲们将其概括为“观物取象”。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砚祖在《装饰之道》中写道：所谓“观物”，即府仰观照的视觉感受方式，观天察地，所观临之物是大自然中、生活环境中的具体事物；所取之象，是“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之象，即经过思维的抽象概括之后形成的不同于原有物象的形象。[3]蝙蝠纹样造型中蕴含着概括与夸张的艺术表现手法，中国人对于艺术的表现从来不拘泥于写实，而注重写意。这与西方古典素描体系当中追求的三面五调的写实主义完全不同。对于蝙蝠纹样，艺术家重点描绘体现蝙蝠主要特征的头、躯干与翅膀（见图1）。蝙蝠的头被描绘成三角形，前一角表示出蝙蝠的嘴唇部分，旁边的两角分别表示出蝙蝠的两耳。蝙蝠纹翅膀的描绘占据整个身形比例的三分之二，以曲线勾勒出蝙蝠主要的骨架形式，在一对主翼之上粘附了一对附翼。另蝙蝠的一对触须也极具夸张，蝙蝠原形中并不具有一对较长的胡须，在蝙蝠纹样中，蝙蝠胡须与其翅膀被统一成流畅的曲线，侧生在三角形的头部两旁，明显被艺术地加长加粗。曲线成为蝙蝠纹造型的主要要素。蝙蝠纹样的外形轮廓呈现蜿转的曲线，身体有如扇面的形状，形似枝曼的曲线构成了侧生于头部两旁的一对附翼。蝙蝠纹中的云头纹造型极具特色（见图2），对于蝙蝠翅膀及双耳的描绘均以圆滑的云纹表现。蝙蝠纹（见图2）中的云纹与四周的祥云纹相互呼应，组成一幅祥和如意的纹样。用云头纹表现蝙蝠双耳的方法，民间艺人有口决：蝙蝠从来不拘形，如龙似虎方称奇，虎头云耳身似鼠，两翅斜飞有高低。[4]此外装饰元素的添加丰富了形式的视觉效应。蝙蝠纹（见图3）中的翅膀处、躯干部位、尾部都增添了装饰元素，翅膀骨架上的波浪曲线强化了翅膀的外形轮廓，躯干部位以折线加以装饰，尾部则增加了花瓣形状的线条。所有的装饰元素丰富了纹样的层次，如果缺乏此类元素的装饰，则整个纹样会单调乏味。

图1：“五福捧寿”剪纸.张智艳绘制.段建华编著.中国吉祥装饰设计.徐延京 胡德彝译[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171.

图2：清代建筑彩画“五福捧寿”纹 . 张智艳绘制.张道一主编.陈同纲，倪建林编. 中国纹样大系（五）. 济南：山东美术出版

图3：“五福捧寿”纹样. 张智艳绘制.班昆编绘.中国传统纹样大观（一）[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246.
图4：“五福捧寿”纹样. 张智艳绘制.蔡易安编译.中国吉祥纹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24.

1.2 寿纹样
“五福捧寿”纹样中对于寿纹样的表现同样具有艺术特色。对于寿元素的选择有圆形篆体寿字、寿桃纹、寿仙纹。图1、图2 、图3均为各种形态的圆形寿字。图4为寿桃纹，图5为长须飘飘的寿仙形象。不管以何种元素去表现寿纹样，对于隐藏在形式之外的符号所指意义是相同的，均为长命百岁、延年益寿的祈福。寿元素的应用中最为广泛的是圆形篆体寿字纹。在中国书画论中，书画本是同源，“五福捧寿”纹中的寿字完全纹样化，图中的寿字纹的结构均不相同，或者增减笔画，或者将笔画位置进行改变以及将笔画进行变形处理。如作为一种剪纸纹样(见图1)，为了适应工艺的需要，在寿字纹样的处理上以粗壮的垂直骨架穿插于笔画当中，改变了寿字本身的字体结构而使其造型类似于窗棱的样式。再如寿字由抽象的线构成（见图6），以同心圆的圆心为中心作秩序化的发散，宛如一圈被投入石子的水纹一般富有渐变节奏的韵律。以上各图中的寿字纹外轮廓大都做程式化圆形处理，这种对于方块汉字的改变在设计语言上是可取的，如果此时的寿字纹样呈现方正的形状，在构成上就会形成软与硬的强烈对比感受，而外形呈现圆形的寿字与蝙蝠纹样更宜形成协调的统一体。

图5：杨柳青年画“五福捧寿”纹.郎绍君.中国造型艺术辞典.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815.

图6：“五福捧寿”纹样. 张智艳绘制.刘秋霖,刘建编.中华吉祥物大图典[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629.

1.3 “五福捧寿”纹样构成分析
“五福捧寿”纹样和谐的视觉效应与创作者对于纹样的精心布局是分不开的。大部分“五福捧寿”纹构成方式上具有团花注1纹样的构成特征(见图1、图3、图4、图6、图7)。上述各图形成了一个以“寿”字为中心，以同心圆为骨架作放射状的适合纹样注2。图6中的寿字纹所占比例较大，五只蝙蝠构成的外部圆形与寿字纹的外部圆形大小接近。图7中的寿字纹外部形态的同心圆较小，五只蝙蝠外边界形成的圆圈却是较大。不管寿元素所占比例多少，同心圆的骨架不变，寿纹的位置处于纹样中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体现“五福捧寿”的捧寿之意。传统团花纹样在构成骨架上具有旋转的特点，当五只蝙蝠纹作等量的分布时（见图3），每一个体蝙蝠纹样占据同心圆72度的角，此时五只蝙蝠纹作重复性地旋转。当五只蝙蝠纹不作等量的分布时(见图1)，蝙蝠纹中穿插有花草纹样，则蝙蝠之间的比例要作相应的调整。不管如何组织纹样以及五只蝙蝠所占角度是多少，整个纹样的构成骨架呈现出旋转的构成规律。此外，纹样所依附的工艺载体也是制约纹样构成的因素之一。作为一种建筑物的适合纹样（见图2），一改通常“五福捧寿”纹样的圆形构图而呈现出长方形的外部形态，蝙蝠纹样与寿字纹样作相应的适形处理，这与常见的同心圆的骨架不同。图5因其年画大部分呈献长方形态，粘附墙壁与门板上，所以年画中的“五福捧寿”纹适合长方形外形的构成布局。

图7：清乾隆斗彩“五福捧寿”盘. 梁基永.中国青花瓷画赏玩[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100.

2.“五福捧寿”纹样符号所指

2.1 “五福捧寿”纹样所指释义
符号的能指是一种存在的形式，而符号的所指则是隐藏在能指之后的意义。“五福捧寿”纹的主要含义在于五福之意。福是指福气、幸福，《韩非子》：“全寿富贵谓之福。”《诗•小雅•瞻彼洛兮》有孔颖达疏：“凡言福者，大庆之辞”；《礼记•祭统》：“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之谓备也，即富贵、长寿、安宁、吉庆、如意等全备完美之意。”五福之称，源于《书经》中《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5]可见，五福之意包含了人们所能想象到的人生全部的幸福，包括长命百岁、荣华富贵、健康安宁、行善积德、人老善终的含义。“五福捧寿”又被称作“五福拱寿”，也就是意味着五福之中以寿为先。蝙蝠在古代还有长寿的意义，《抱朴子》：“千岁蝙蝠，色如白雪，集则倒悬，脑重故也。”此物得而阴于服之，令人寿万岁。又《太平御览》引《水经》亦称：“交州丹水亭下有石穴，穴中蝙蝠大者如鸟，得而服之使之神仙。”[6]因此，蝙蝠纹与寿纹组合在一起更是强化了人们对延年益寿的渴望。富贵、康宁、积德、善终与长寿比较起来，长寿是人最重要的幸福，没有生命，一切幸福都无福消受，所以古人对于长寿之福的渴望也犹为强烈。

2.2 “五福捧寿”纹样所指手法
“五福捧寿”纹样符号所指的艺术表现凝聚了创作者的智慧，主要有谐音、象征、寓意等手法。蝙蝠的自然形象本不具有好感的外形，然而国人之所以将蝙蝠纹赋予吉祥的含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蝠”谐音于“福”字与“富”字。这种谐音的手法在民间艺人的创作中极为常见。“年年有余”纹样即是“鱼”字与“余”字的谐音。民俗吉祥语意“早生贵子”即是在新婚之夜在新房之内摆放着“红枣、花生、桂圆、瓜子”的食品，也是因谐音而被人们寄予了对新婚夫妻的祝福。蝙蝠有倒挂枝头的习性，国人运用谐音联想的方式赋予“福到”之意。因为谐音联想的思维，蝙蝠纹也因此成为一种极具民族个性的符号，是汉语的特点与中华民族思维结合的产物。按照符号学家皮尔士（Peirce Charles Sanders，1839～1914）对于符号的划分，符号分为图像符号、指示符号和象征符号，典型的图像符号如人的肖像，典型的指示符号如各种交通标志。“五福捧寿”纹样作为一种艺术符号可以被归类于象征符号。关于象征，瑞士心理学家古斯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的定义是：如果对某个词某副画一瞥，就能从中领会更多的东西，那么它就是象征。[7]“五福捧寿”纹样中寿仙老人与寿桃都是典型的象征符号，这种象征意义是一种约定俗成，它根据特定的风俗习惯，经历了一定的阶段而逐渐演绎而成的。在“五福捧寿”纹中大量运用了寓意的表现方式。寓意是运用客观事物以寄寓它本身所不包含的意义，所表达的内容，间接而更为宽广。它的特点不只是巧妙地运用多种象征手法，而且突出其吉庆幸福的含义，以表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5]天津杨柳青年画的“五福捧寿”（见图5），画中寿仙老人手握如意，头上五只红色的蝙蝠在鼓翼飞行，寿仙老人两旁站立着代表婚姻幸福的和合二仙，身后有寓意着官禄的麋鹿与长寿意旨的仙鹤，整个图画大部分艺术符号均以寓意的方式而被所指上了美好的含义。此外，“五福捧寿”纹中寿字纹的使用是一种符号运用手法上的直接使用。文字本身就是一种符号，人们在识读文字同时也是解读其中的所指意义。所以“五福捧寿”纹样中直接以“寿”字作为一种符号，人们的心中形成一种“长寿”所指的无意识。

3.“五福捧寿”纹样语意特征

语言作为一种符号传递一定意义，其遵循的语法规则包括语句必定由主语、谓语、宾语等成分构成。“五福捧寿”纹样作为一种艺术符号也同样具有一定的语意特征，“五福捧寿”纹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具有关联性。苏珊•朗格说：“形式的相似与逻辑结构的一致，对于符号与其所意味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来说是首先不可缺少的。符号与其象征事物之间必然具有某种共同的东西。[8]就蝙蝠纹而言，蝙蝠之蝠字谐音“福”与“富”字，又蝙蝠倒立与“福到”一词的关联，这是纹样与意义之间存在着的相同东西。当然这种相同的要素可能是语言中发音的相同，也可能事物性质的类似。如表示子孙昌盛的石榴纹，其形象与所指关系的相似点在于两者性质上相似，即多子，所以为艺术家产生了类似联想创作出石榴象征子孙满堂的意义。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相似性是符号产生的基础，而约定俗成的意义是符号传播的前提。艺术符号的所指是在一定范围内人们共同生活，共同习俗的过程中形成的观念。“五福捧寿”纹符号所指的“长寿、富贵、康宁、积德、善终”的五福之义是基于一定人群的共同认识，也即为集体意识，当这种集体意识日久天长就演绎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所以，一个艺术符号的传播应该基于人们约定俗成的观念而不是某部分人们的想法。艺术者创作一个艺术符号，只有接受者理解了符号发出者的意义，符号存在才具有意义，否则符号的解读就是苍白的。正如一幅“五福捧寿”纹样的年画，对于一个具有中华文化背景的人来说，在观看画面的时候，我们能够下意识感受其中的吉祥寓意，这就是一种符号的解读，然而对于一个不具有此文化基础的外国人来说，这仅仅是一张有着图形、色彩与构成的画面而已，其中的意义不得而知。此时，纹样艺术符号的传播就是无效的传递。www.dolcn.com

4.结语

人们对于人生幸福的追求亘古不变，而五福之意则反映了人们对幸福最完全、最充分的祈盼。对于幸福的表达，中国人因为蝙蝠之“蝠”字谐音幸福之“福”字而将两者关联起来，蝙蝠纹也就成为幸福之意的符号。创作者将蝙蝠原形进行大胆的概括、夸张、装饰的艺术表现，各种形式的“五福捧寿”纹凝结着创作者的智慧。用圆形篆体寿字、寿桃纹、寿仙图来表达寿符号，将圆形篆体寿字进行笔画、结构的种种变化，大多数“五福捧寿”纹以一种团花的形式构成圆形的外部形态，以重复、旋转、发射等手段营造和谐的视觉秩序。创作者对于“五福捧寿”纹样形式的精心营造给人以美感的视觉效应，而形式之外的吉祥含义则给观者以更多深刻的意味，“五福捧寿”纹因其美形吉意的艺术符号特征而成为一种人们所钟爱和常见的纹样。

注释
注1：团花：指外形轮廓为圆形的装饰纹样。结构复杂，圆形直径较大的称为大团花，结构简单，圆形直径较小的称为小团花。后者又称为“皮球花”。两个团花连接成一个纹样称为“双团花”。（转引自郭廉夫，丁涛.中国纹样辞典.[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12.）
注2：适合纹样：单独纹样的一种组织形式，指适合一定外形柜架的纹样。其外形有方形、菱形、三角形、多边形、圆形、半圆形、椭圆形，也有采用自然物象或器形为外形框架的，如桃形、蛋形、扇形、方胜形、葫芦形等。（转引自郭廉夫，丁涛.中国纹样辞典.[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2.）

参考文献：
[1]胡飞，杨瑞.设计符号与产品语意——理论、方法及应用[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4.
[2][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M].刘丽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92.
[3]李砚祖. 装饰之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17.
[4]班昆编绘.中国传统图案大观（一）[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237.
[5]田自秉，吴淑生，田青.中国纹样史.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86.6.
[6]缪良云.中国衣经[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329.
[7]转引自乌丙安. 走进民俗的象征世界——民俗符号论[J].江苏社会科学，2000（3）:42.
[8][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刘大基，傅志强，周发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37.

Semiotics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Five Bat Patterns and Longevous Pattern”

Zhang Zhi Yan1 Wu Wei2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8, China)

Abstract : We analyze “Traditional Five Bat Patterns and Longevous Pattern” using Signifiant Of Artistic symbology and Signifier Of Artistic symbology. As a Signifiant Of Artistic symbology, the creators design boldly Bat Patterns and layout carefully the whole pattern. As a Signifier Of Artistic symbology, to referred to the common concepts, to find common factor of form and conteng, to seek propitious thinking, to use euphonic symbolic allegoric immediate compositive way, artists Finally express lucky meaning. “Traditional Five Bat Patterns and Longevous Pattern” is counted as a popular patterns because it have beautiful forms and lucky mening.
Key words: “Traditional Five Bat Patterns and Longevous Pattern”; symbology; Signifiant; Signifier; beautiful forms and lucky mening;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中国传统蝙蝠纹艺术符号研究》.
作者简介：
1.张智艳（1975-），女，湖南株洲人，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设计艺术学硕士研究生，主修视觉传达。湖南省包装设计艺术与技术研究基地成员。
2.吴卫（1967-），男，湖南常德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博士，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南省包装设计艺术与技术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曾于1988-1990年留学日本千叶大学デザイン学科，主要从事传统艺术符号文化和高校艺术教育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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