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田颖拓 （吉林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三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
01·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
在今天的世界上，象中华文化这样一脉相承的，也只有中华文化。所谓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也只有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一脉相承，不曾中断。也正是因为积于这一点，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我们谈中国传统文化，大体离不开易学文化，离不开儒、道、释文化，即儒学、道学和佛学。佛学之所以被称为“释”，是因为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印度佛学，而是被汉化了的佛学，即经过中国千百年流传、演化，被中华文化重新诠释过的佛学。欧洲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宗教文化占支配地位的文化，所以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争端，又常常是战争的诱因。在东方，或者说主要是在中国，各种文化互相融通，数千年相安无事，这本身就说明中华文化的巨大兼容性，也正是因为这种兼容性，才使中华文化达到今天的博大精深。
中国传统文化离不开易经和儒道释这个主干，是因为它们各自担负着自己的使命，相互交叉作用，共同维持着这个社会的平衡和稳定。台湾学者南怀谨对儒、道、释三家，有一种比喻，他说：“儒家像粮食店，绝不能打。否则，打倒了儒家，我们就没有饭吃——没有精神粮食；佛家是百货店，像大都市的百货公司，各式各样的日用品俱备，随时可以去逛逛，有钱就选购一些回来，没有钱则观光一番，无人阻拦，但里面所有，都是人生必需的东西，也是不可缺少的；道家则是药店，如果不生病，一生也可以不必去理会它，要是一生病，就非自动找上门去不可。”南先生在这里没有谈到易经，如果把儒家比喻成粮食店；把佛家比喻成百货店；把道家比喻成中药店，那么，易经就是超级市场。它几乎成了中华文化的集散地，中华文化的任何一个支脉，都可以从它那里找到根，并且可以藉此证明自己对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大。我们姑且不论此种比喻是否恰如其分，至少说明易学文化与儒、道、释文化各司其职，共同维护着中国这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民族繁荣、历史厚重的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影响是巨大而又深刻的。用之于政治，可以治国安邦，譬如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都是内用黄（帝）老（子），外施儒术的结果；用之于经济，可以富国强兵，譬如管仲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就是阴阳文化和道家哲学的实践结果；用之于军事，可以百战百胜，譬如中国的军事家，从孙子到诸葛亮，都是阴阳学家；用之于个人，可以修身养性，譬如老庄的“无为”哲学，贯穿于中华文化始终，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士大夫，或者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实践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信条；用之于社会，可以安居乐业，譬如儒家的天命论，一向被统治者奉为正统，道家的无为观，一向被统治者视为至宝，就是因为它们一贯提倡知足常乐，使人人在社会上自安，从而带来整个社会的安定；用之于科学，可以见微知著，譬如许多科学家的发现与发明，都曾经受到易经文化的影响，西方人莱布尼茨的二进位制的发明，美籍华人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定律”的发现等等，都有《易经》的影响；用之于艺术，可以美轮美奂，譬如中国水墨山水绘画的写意和抒情，中国书法艺术的出神入化，都曾经和正在陶醉着无数的世界名人；用之于设计，可以精美绝伦，譬如中国古代的浑天仪、司南等等，都曾经使世界历史为之倾倒……这就是中华文化的伟大和妙用，用它来解释宏观世界，可以知道，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用它来阐述微观世界，可以明白，一尺之捶，日截其半，万世不竭。
中华文化对于世界的影响，也同样是巨大的。我们先来看西方的哲学，黑格尔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这位大哲学家在他的自传中就承认，他所创造的“正反合辨证逻辑定律”，正是得自中国《易经》的启发。并且在《哲学史讲演录》上，赞叹《易经》说：“《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据说，这位西方哲学家后来曾经感叹地说，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完全学透中国的《易经》！列宁曾经指出：“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在这里不仅是对哲学家黑格尔的尊重，也说明了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科技的重要作用。
不仅仅是哲学，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中华文化也仍然具有无穷的魅力。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曾以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饮誉全球。他对中华文化不仅仅是情有独钟，而是如醉如痴，他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王国里，已经穿行了很久很久，其贪婪程度，不亚于一头饿极之牛猛然闯进麦苗青青的田园。李约瑟，这位英国剑桥大学岗维尔和凯厄斯学院院长，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研究莱布尼兹的二进位制数学与中国《易经》的相互关系后，对《易经》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我们看到他（莱布尼兹）的关于代数语言或数学语言的概念也是受到中国的影响，正如同《易经》的排列系预示二进制一样。”同时，他对易经卦象用于练丹术极为倾心，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特辟十二消息卦与纳甲、《周易参同契》、外丹说与丹术等章节进行论述。李约瑟博士以自己的实践，对中华文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一座富有的金矿。
也不独自然科学，在艺术与设计领域，我们仍然可以见到中华文化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在前面章节中已经提到过的，在西方艺术设计教育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包豪斯，就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包豪斯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对中国的老庄学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还把老庄哲学，应用到教学和设计实践中去。有一个曾经在包豪斯的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他就是瑞士画家约翰·伊顿（Johannes Itten）。伊顿是包豪斯最重要的教师，他的主要成就是，设计并推出了包豪斯的初步课程。这个初步课程的首要目的在于，把每个学生内心沉睡着的创造潜能解放出来。约翰·伊顿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科学技术相结合，在其教育实践中，引进了老庄的哲学思想和道教的气功修炼。伊顿给学生讲中国的老庄哲学思想，经常引用《老子》“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类的话。要求学生在做专业训练之前，先要磨练自己的身体和意志，辅助手段是躯体拉伸、呼吸控制、沉思冥想。伊顿要求学生学习画中国山水画，让学生画山、画水、画树，要求学生用老庄的哲学思想观察与诠释世界。上人体绘画课时，伊顿也大胆引进老庄的哲学思想，他不要求解剖学意义上的准确无误，而要求学生独出心裁地发掘与诠释模特摆出来的各种姿势。伊顿还经常引用老子“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观点，帮助学生掌握建筑空间理论。伊顿十分注重发挥学生的个性，把学生分为倾向精神表现者、倾向理性结构者、倾向真实再现者三种类型，分别加以不同的指导。这明显源于孔子的“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的思想。
皇皇5000余年中华文化，不断发展，不断丰富，但却从未中断，这一点是世界上任何文化都无法比肩的。曾经盛极一时的古埃及文化，在经历过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的辉煌之后，终于在公元前11世纪沉寂在尼罗河腹地的沙漠深处；曾经建立过法治社会的两河文化，在经历过汉谟拉比法典殊荣之后，踉踉跄跄走过四个王朝，虽然有过新巴比伦王朝的中兴，但最终还是在公元前5世纪的自相残杀中，落日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曾经为地中海点燃文明之火的古希腊文化，在经历过克里特—迈锡尼文化的辉煌、希腊城邦的繁荣、亚历山大帝国的东西方交流之后，终于在公元前2世纪的三次马其顿战争之后，折戟沉沙在爱琴海中；建立在古希腊文化基础之上，把古希腊文化发扬光大的古罗马文化，在辉煌了上千年，完成了地中海文明的传承任务后，也在蛮族的劫掠下，于公元5世纪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有东罗马帝国的延宕，但那已经是融合了东方文化的拜占廷帝国了。
上面的例证足以说明，在世界上，那些曾经在不同历史时期辉煌一时的文化，曾经为世界文明贡献过全部遗传的文化，都不曾象中华文化这样一脉相承，前后5000余年保持着丝丝入扣的传承关系。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之下，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中华民族的子孙，都以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为己任，为荣耀。这种历史使命感，历史荣耀感，不仅为占绝对多数的汉民族所独有，而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兄弟民族所共有。我们姑且不论上古时代先民部族经过怎样数万年，乃至数十万年的融合，单就各兄弟民族共同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黄帝发明衣服、舟、车，炎帝又被称为神农氏，“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太昊氏又被称为伏羲氏，发明网罟，又作八卦，八卦是比结绳为进步的记事方法。据说蚩尤“以金为兵器”，是金属冶炼的最早发明者……所有这些太古时期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成果，都有我们各兄弟民族的不同贡献。
在中国，曾经有过许多少数民族或者局部，或者全部占统治地位的历史，但他们从来不曾否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传人。北魏时期，是鲜卑人统治中国北方的时代，但鲜卑人对自己的祖先却有最明确的解释，《魏书·序纪》开篇写道：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
由上可知，鲜卑人把自己的祖先直追到黄帝的儿子昌意门下，说自己是昌意小儿子的后人。据司马迁考证，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黄帝有四个妃子，其中西陵之女，名曰嫘祖，是黄帝的正妃。嫘祖生了二个儿子，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居住在江水；其二曰昌意，居住在若水。若水在蜀地，黄帝就为昌意娶蜀山氏女，名曰昌仆，后来昌意与昌仆所生的子孙，都以山名封部落号。昌仆生的孩子中，有一个叫高阳的，也就是后来接了黄帝班的颛顼。至于昌意的小儿子是否昌仆所生，是否受封北方，并且统治幽都以北地区，我们不得而知，但鲜卑人以大鲜卑山为自己的部族名号，倒是真实的。鲜卑人以慕容氏、拓拔氏为最著名，北魏就是拓拔氏建立的政权。由鲜卑人自己修著的历史，我们知道。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外夷，而是中华民族始祖之一黄帝的嫡出。
在北魏的皇帝中，有一位很有名气的皇帝，即历史上一再被后人提到的北魏孝文帝拓拔宏，或者元宏。孝文帝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在他统治北魏的时期，不但强调民族融合，而且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顶礼膜拜，《魏书·高祖纪》上说他“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不仅好汉学，这位孝文帝还在北魏大力推广汉化，把首都也从今天的大同迁到了洛阳，后来索性自己带头，把拓拔氏也改成了汉化的元姓。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占据过统治地位的，还有一个少数民族——蒙古族。蒙古族的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虽然他和他的子孙们，没有把自己的上祖追溯到炎黄，但最终也只能把自己的根植于中华文化之下。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最终统一了中国本土，成为一代很有些气度的皇帝。《元史·世祖传》说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一个“信用儒术”；一个“以夏变夷”，就说明蒙古族统治者被中华文化所征服。元朝虽然把佛教奉为国教，但却不废儒学和道学。《元史·释老传》说：“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是故佛于晋、宋、梁、陈，黄、老于汉、魏、唐、宋，而其效可睹矣。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维道家方士之流，假祷祠之说，乘时以起，曾不及其什一焉。宋旧史尝志老、释，厥有旨哉。乃本其意，作《释老传》。”《元史·儒学传》也说：“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彬彬焉众矣。”可见这个在中国历史上维持不足百年的统治集团，也是十分看重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分量。
带着一股朝气入主中国的满洲人，对中华文化更是完全接受。应该说，清朝的皇帝，大多数都是很能干的。自从进关，坐上了北京的金銮殿，他们为了打破“胡人统治中原不过百年”的所谓“神话”，战战栗栗，日谨一日，虚心好学，对中华文化虔诚至极。因为有入关后第一位皇帝顺治“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所以，满族统治者的后人，也都一代又一代地成了汉学名家。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康熙，就是一个对中华文化有着很深造诣的皇帝，《清史稿·圣祖本纪》说他“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觏。而久道化成，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后世想望流连，至于今不能已。” 一个“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就说明了康熙对中华文化造诣之深。
为“康乾盛世”承上启下的雍正，更是强化“满汉一体”，他在亲自审理“吕留良文字狱”一案时，就曾经与“吕留良案”牵扯的主要人物曾静，进行过一场面对面的辩论。他驳斥曾静“满洲人入主中原，是外夷侵略中国”之说，说满洲人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自己就是继承中华大一统文化的中国皇帝，而不是建州大营的满洲部落首领。
把“康乾盛世”推上颠峰，也送上末路的乾隆，更是一个对中华文化痴迷如颠的皇帝。乾隆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文学家和艺术家，他通诗文，精鉴别，诸练画史，游戏笔墨，兼擅山水花草、兰竹梅石，他对明代画家沈士充的《仿宋元十四家笔意》手卷之钟爱，就说明乾隆对中华文化与艺术的如醉如痴。沈士充是活跃于明万历至崇祯年间的著名画家，是明朝画坛上“云间派”的代表，他的山水、人物、花鸟，笔墨疏秀，丘壑茜葱，皴染淹润，都是云间派的正传，名噪于当时。沈士充是明代临摹古画的奇才高手，他所仿宋元名家佳作，不独皮毛面目，而有神有韵，风华秀润，惟妙惟肖，神采奕奕，扑人眉睫。特别集14家于一卷，又有明代董其昌等13位书画界名人点评，《仿宋元十四家笔意》是一幅自五代十国，至宋、元、明700余年中国绘画的历史图卷，嗜画如命的乾隆为之倾倒，题诗15段，钤印32方。我们下面仅举两例，以说明乾隆对中华文化的造诣。
乾隆在沈士充所仿北宋著名画家郭熙的《关山行旅图》上题诗：“架空栈道萦纡，问路行人迤逦：试思孰非此哉，太白言之尽矣。右仿郭熙关山行旅。钤御印两方：几暇怡情、得佳趣。” 郭熙不仅是著名画家，而且是著名的山水画理论家，长期担任北宋中央画院院长职务，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绘画教育家，由其子郭思记录整理的《林泉高致集》，是中国美术史重要文献，对后代山水画的创作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受到西方艺术界的高度重视，西方人对中国山水画的兴趣，多半源于郭熙的理论著作。前面提到德国包豪斯教授学生学习中国北宋山水画，即是一例。沈士充所仿《关山行旅图》，高山雄起，回溪断崖，岩岫巉绝，长松虬枝，驿道艰险，一队行旅，跨越溪涧长桥，沿两山间峡谷，匆匆赶路。透过峡谷，隐约间显现出一关城，旗杆高立，雄旗飘扬，一派生机景象。
乾隆在沈士充所仿南宋著名画家赵孟睢肚嗌胶焓魍肌飞咸馐骸罢咕砉畔闫吮牵酥直什环玻痪袢翘焖锷辉谠蒲遥缓煲堵桃洞沓觯饿敖跋嘞危桓フ哂稳瞬哒龋址潦匆律馈Ｓ曳抡悦项青山红树，钤御印二方：几暇怡情、得佳趣。” 赵孟钍钦钥镓返�11世孙，生于南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卒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他博学多才，诗词、书法、绘画、音乐造诣均深，特别是书画方面成绩最为突出。他的绘画理论和实践对明、清两代都有极大的影响。沈士充所仿《青山红树图》，近景湖岸树木，远景彼岸沙渚群山，用披麻皴或荷叶皴，山头用青绿皴染，树木、水草、沙渚则精描细点，后又以青、赭、红、绿等多色调加以渲染，整个画面结构颇富节奏感，虚实相生，笔法潇洒清逸，设色明丽浓郁，风格古雅俊秀，近景、中景和远景，布局合理，意境清旷深远，表现出文人画秀逸的笔墨风韵。
上面我们举证了在中国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所采取的态度，藉此说明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同时也说明，中华文化千百年的发展和演化，完全是中华民族各兄弟民族共同传承的结果。它是在各民族不断融合之中得到发展；同时也在发展中使各民族文化不断得到融合。发展，融合；融合，发展，共同传承，共同创造，这是中华文化得以生生不息、繁荣昌盛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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