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现代设计在中国

现代设计在中国的萌芽 在时下的中国，讲现代艺术、讲现代设计，是很流行、很时尚的事情，但是，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与设计联系起来，并且加以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就不那么轻松了。本文开始时谈到，今天人们所认识的现代设计，大体起源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中国没有经历西方那样的工业革命，自然也就没有经历那样的现代艺术和现代设计运动。但是，没有经历西方现代艺术与现代设计的中国，并不等于就没有现代艺术与现代设计。事实上，自从清朝末年，为了给中国寻找一条繁荣富强的光明大道，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已经开始向西方学习，希望通过引进西方的思想，改变中国当时社会的落后。应该说，从那时起，至迟也是从洋务运动时起，中国就已经开始了自发的现代艺术和现代设计运动。

这种自发的现代艺术和现代设计运动，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本能反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等等思想，在古代中国士大夫身上，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早已根深蒂固。所以说，中国现代艺术与现代设计运动，不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而是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的事情，也就是说，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腐败的清政府丧权辱国时开始，中国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就开始在艺术和设计领域进行现代艺术与现代设计的探索。这种探索，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特色，即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与进步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中华文化历来就是一种开放型的文化，它讲“有容乃大”，所以，对一切先进文化，中华文化从来就不是排斥，而是接受、吸收、融合。这一点在艺术与设计领域也不例外，前面讨论过的佛教进入中国，从敦皇莫高窟到大同云岗石窟，又到洛阳龙门石窟，最后到四川大足石刻，佛教完全被中华文化接受和融合，以至于儒、释、道同处一室，相安无事，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和“有容乃大”的兼容性。

但是，在中国现代艺术与设计的探索道路上，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艰辛的，甚至是苦涩的。前面讨论过的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南京中山陵，那是中国建筑师难得的一次夺魁机遇，此后，在内忧外患的旧中国，中国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就再也难有这样的机遇了。虽然在那个时代，中国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仅此一次机遇，但却也作出了伟大的尝试，即把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令世人惊叹的艺术作品。我们今天也不能低估和小视这一伟大的里程碑式的艺术珍品。当我们从紫金山上空掠过，凝视那万丛绿浪里的中山陵，我们不仅仅是领悟到一个重新崛起民族的浩然正气，也体味到现代艺术与设计思想的种种内涵。中国艺术家和设计师苦苦追寻的中国现代艺术与设计，特别是中国现代城市艺术与设计、中国现代建筑艺术与设计之路，似乎在那山峦起伏中跳动的万顷绿浪里，在那“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醒世钟般的陵园建筑群里，得到了完整的诠释。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与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远不止于上述这一时期，早在清王朝的康乾盛世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其中在艺术与设计上的例证，莫过于建于公元1709年—1744年，毁于1860年英法联军野蛮洗劫和焚烧之中的北京圆明园。圆明园一向被西方誉为“万园之园”、“东方凡尔赛宫”，西方人赞誉圆明园，是因为圆明园融汇了中国园林艺术和西方园林艺术的精华，并不保守，也不守旧的中国人，把引入的西方文化艺术，融合到中国的文化艺术当中，使西方的文化艺术在这里得到了极高的艺术升华。这当然是西方人不曾想到的。

圆明园之成为中国近代园林艺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至少说明两点，一是受到中华文化陶冶的中国艺术家和设计师，很早就具备了现代艺术与设计的思想，这种思想不是艺术与设计手法的照抄照搬，而是两种文化与艺术优秀成果的强强融合；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一向具有兼容外来优秀文化与艺术的博大胸怀，这种兼容不是剽窃和劫掠，而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融合。今天仍然探索着中国现代艺术与设计之路的人们，不要忽视了圆明园给我们的这两点启示，因为它和我们在前面章节中谈到的西方文化大相径庭。西方文化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劫掠世界文明成果之上，这一点不用争论，西方列强博物馆至今馆藏着的世界各国文化艺术珍品就是明证。圆明园本身的被劫掠，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上面仅列举了旧中国建筑艺术与设计现代化之路的探索，事实上，在艺术设计的其它领域，中国艺术与设计的命运也大体如此。以图案设计、书籍装帧设计和商业美术为代表的现代艺术设计，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和影响下，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要求下，在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的诱导下，也开始了对现代艺术与设计的探索。蔡元培等一批有识之士强烈的图新变革意识和高昂的实业救国热情，使他们奋起针砭时弊和传统落后思想，肯定艺术设计于民族振兴的现实意义，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并继承传统文化精华，强调艺术设计为大众服务的方向和经济实用的价值取向。一时间，许多艺术家和设计师积极参与艺术设计创作活动，在上海、天津、广州和香港等城市形成了专业或半专业艺术设计队伍。后来更有蔡元培提倡美育教育，使中国的现代艺术设计，从实践到理论，从创作到教育，开始了创新之路。当时，中国的经济现实迫切需要在市场上沟通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联系，而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则迫切需要传播新思想。因此，作为信息传递媒介的图案、书籍装帧和包括商标、广告、包装和店面装饰在内的商业美术率先发展起来，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服装设计、室内装饰、工业设计等现代艺术设计，也全面开始起步或者初露萌芽。

现代设计在新中国的起步 虽然有一大批知识分子为中国的现代艺术与设计奔走呼号，为中国的现代艺术与设计做着铺路石的工作，但是，多灾多难的旧中国，国家统一、民族存亡，是第一位的头等大事，在一个四分五裂的时代，现代艺术与设计是不可能有什么出路的。直到新中国诞生，中国的现代艺术与设计，才开始了真正的探索之路。这种探索虽然依旧艰辛，但却卓有成效。这种成效，首先表现在新中国的国旗和国徽的设计上。

我们现在可以把国旗和国徽的设计，归纳到标志设计或者平面设计的范畴，简洁、明快、强烈象征性，应该是标志设计最主要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国徽的设计，是新中国第一个标志设计，也是最为成功的标志设计。这两个最重要的设计，不仅把标志设计的一般原则充分运用到设计作品当中，而且使中国传统文化在设计中得到完美体现。

毛泽东同志对国旗设计方案作了这样解释：这个图案表现我国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周恩来同志在国旗决议草案中对国旗作了如下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后来新华社受权代表中央对国旗进一步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旗面的红色象征革命。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五角星用黄色是为着在红地上显出光明，黄色较白色明亮美丽，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这是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在形式上也显得紧凑美观。

五星红旗在中国的大地上，已经飘扬了半个多世纪，她鲜明、耀眼，具有强烈的指征性和辨识性。在联合国总部前飘扬的万国旗中，人们一眼就会辨认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这就是新中国第一个标志设计的最大成功。当我们为某一个企业的标志设计，某一个活动的会徽设计的成功而沾沾自喜，大谈经验的时候，是否想到，五星红旗——这个中国最大的标志，她的设计，竟如难以逾越的珠穆朗玛峰，叫肃然起敬的驻足者高山仰止。曾联松，一个不是艺术的艺术家，不是设计师的设计师，的确为新中国的现代设计，默默地做了一次铺路石的伟大工作，然而，仅仅这一次，就为我们的艺术设计，树立了一座永远的丰碑。

与国旗并列成为丰碑的是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也是一个令人叫绝的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方案审查小组，曾经对国徽作了如下解释：用齿轮、麦稻穗，五星、绶带作为题材，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政权和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把天安门作为题材的一部分设计进去，用以代表“五四”民主运动发祥地、新中国的诞生地，以天安门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

如果我们在从文化内涵上进一步深化解读这个图案，国徽图案除开上述的政治意义之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五星又与易经文化的阴阳五行说，有着某种暗含的联系；麦稻穗又体现着中国“民以食为天”的古老文化；齿轮则是现代工业化的象征；系于国徽上的绶带，则是最高权利和荣誉的象征。

我们还注意到，在国旗和国徽的图案上，都仅使用了两种颜色——大红、金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颜色。大红颜色，是中华民族吉祥喜庆的象征，同时也体现着生生不息；金黄颜色，是中华民族至高无上权利的象征，同时也体现着富丽华贵。金、红相间，互为衬托，更增添了图案的瑰丽色彩和民族文化与艺术特征。

现在，我们虽然很少从现代艺术与设计角度研究这两个设计作品，国旗的设计者虽然不是专业艺术家和设计师；国徽的设计者虽然是集体创造的结晶，但是他们在艺术设计上所取得的成就，却是十分巨大的，对新中国尔后的现代艺术设计运动，不啻是一个先导，而是一面旗帜。她们在中国艺术设计史上，在世界标志设计史上，都可以不无自豪地堪称惊世的典范之作。

建筑艺术是现代设计的开路先锋 翻开新中国建筑艺术史，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十大建筑，在探索现代艺术与设计上，功不可没，甚至可以说，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作品，至今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典范设计。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与500多年前营建的天安门、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社稷坛（中山公园）、正阳门，与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1976年建设的毛主席纪念堂，共同构成了中国人民心向往之的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堪称世界大都市广场之最，东西南北，五百年建筑一团和气；前后左右，五千年历史一脉相承。不仅中国人民以此为荣耀，为骄傲，世界各国旅游者、参观者，也流连往返，盘桓驻足。

天安门广场是世界都市广场设计的惊鸿游龙之笔，流连于广场之间，任凭你姓子名谁，都可以细细品味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可以静静感受世界文化交融的潜移默化；可以为漫漫五千年中华历史自豪；可以为勃勃生机的年轻共和国振奋！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人类先进文化与艺术齐聚一个广场，相互交流，相互对话，和谐相处。没有谁感到自我孤立，自我排斥；没有谁觉得自我渺小，自我卑微，在广场中谁都能够找寻到足够的自信与自强，自爱与自尊。于是我们就会感到，人类尽情享受的现代文明，却是由我们常常不经意的传统文化支撑着的。

举证天安门广场为个案，不能不提及两个建筑实例，一个是天安门前的观礼台——与天安门浑然一体，以至人们感觉不出它是20世纪50年代的设计作品，所以常常忽略它的存在，忽略它在现代设计探索上的价值，甚至以为，那个不起眼的观礼台，原本就是天安门一体的建筑。其实，这正是设计者对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深刻感悟的伟大之作。有谁能够在500余年前金碧辉煌的建筑旁，设计出一个让人们感觉不到500年时间差，和谐得如同一个建筑物一样的作品？！世界级建筑大师贝聿铭，在巴黎卢浮宫前也曾经尝试了一次这样带有巨大时间差的设计，那个被称为“现代金字塔”的新建筑，虽然也被人们称道，但是，我们却很难产生象天安门与观礼台这样的感受。这一点正是设计者对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认识上的反差。

另一个是位于天安门广场西南的南堂（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堂），这是清朝顺治七年（1650年），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德国人汤若望在利玛窦营建经堂的旧址上营造的天主教堂。堂前至今还保存着顺治十四年（1657年）《御制天主堂碑记》和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徐日升保卫天主教碑》。这是一个欧洲古典主义建筑，但却与中国古典建筑和谐地相处了三百多年，至今依旧在那里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织着的中国建筑艺术安静地相处着。

这两幢建筑，都是常常被人们忽略的天安门广场建筑艺术珍品，它们点缀着广场文化艺术的多样性，也证明着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完美结合的成功。这两个很小，小到很少有人注意的建筑；相差又很久远，久远到几个世纪的建筑，却成了印证传统文化融入现代设计的历史性艺术作品。

天安门广场是中国人民和设世界人民最熟悉的广场，正因为熟悉，也就常常被人们忽略，忽略它的艺术价值，忽略她在中国现代设计探索之路上的先导作用。天安门广场的规划设计方案，是毛泽东同志与他的战友们钦定的，也只有毛泽东这样纵贯古今历史，横通中西文化的伟人，才有此在中国现代设计史上顶级的大手笔！

不仅是人民大会堂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这样的建筑，具有这样极高的文化艺术内涵，十大建筑中的其他设计，也同样如此。北京火车站、全国农业展览馆、工人体育场、民族饭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民族文化宫这些建筑，也许从规模、投资、装饰标准上，永远赶不上中国今天房地产开发高潮中的类似建筑，但它们的文化艺术品位却是今天许多建筑永远无法比肩的。钓鱼台国宾馆，是一处建在已有800多年历史的园林古迹上的建筑群落，当年的设计者，是怎样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之间，艰辛追寻着最佳切入点，我们姑且不去论它，因为那建筑于古人陈迹之上的现代建筑，必然要寻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最佳融汇处。仅一个民族文化宫的设计，就会使我们今天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产生怎样有关传统文化艺术与现代科学技术融合的遐想。

北京民族文化宫的兴建，本身就是对中华文化的阐扬，它体现了中国的民族政策，反映了中华各族人民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民族文化宫主楼13层，高67米，东西翼楼环抱两侧。墙面嵌白色釉砖，飞檐楼顶冠以孔雀蓝琉璃瓦，建筑造型别致，显得挺拔秀丽，是一座具有民族艺术风格的建筑。艺术家和设计师，运用现代科学提供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和现代设计手段，创造了一个令人赞叹不已的传统文化艺术珍品。民族文化宫曾被英国出版的《世界建筑史》列为新中国第一宫；1994年，在北京“我喜爱的民族风格建筑”评选活动中，荣列五十座中选建筑榜首；1999年，又被国际建筑师协会第二届大会评选为“当代中国建筑艺术精品之一”。

民族文化宫由展览馆、博览馆、图书馆、宾馆、大剧院、娱乐城等部分组成，是中国各民族进行文化交流的场所。民族文化宫建成后，举办了类型繁多的文化交流和丰富多采的民族艺术活动，对促进中华各族人民的文化艺术交流，增强民族团结，扩大国际间友好往来，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被中华各族人民亲切地称为“民族之家”。著名作家刘心武曾经对民族文化宫作过这样的描述——

位于复兴门内北侧的民族文化宫。我以为这是一件杰作。我喜欢它，这并不是因为它中央的塔形主楼，与两翼的环臂形辅楼，喻示着民族大团结，以及“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造型非常之“切题”。我主要是觉得它那亭子顶不仅一点不勉强，而且在形态、体量以及色彩上，对整个建筑群起到了视觉上的统率作用。它墙面上窗门的数量也比例得宜。特别是整栋建筑所采用的装饰性配件，既不显得繁琐“抢戏”，也不令人感到疏落沉闷。它整体上慎用鲜红、明黄等暖色（这本是为了“图解”而最省事的做法），偏偏采用了蓝色和绿色等冷色调的配置，营造出了一种宁静安谧的和谐氛围，这就从更深的层次上，宣喻出了中华民族勤劳质朴、热爱和平的可贵性格。

刘心武不是建筑学家，更不是艺术家和设计师，他对建筑和城市的评论，却能够使我们今天专业的艺术家和设计师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设计之重要！甚至重要得须臾不可以离开。

北京后来又仿效建国十周年十大建筑之先例，评选了北京80年代十大建筑、90年代十大建筑。选出一批能够代表80—90年代北京，乃至中国建筑艺术的建筑，譬如80年代的北京图书馆新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中央彩色电视中心、首都机场候机楼、北京国际饭店、大观园、长城饭店、中国剧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地铁东四十条车站；90年代的中央广播电视塔、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新世界中心、北京植物园展览温室、首都图书馆新、清华大学图书馆新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恒基中心、北京新东安市场、北京国际金融大厦等等，它们也许是80—90年代中国商品化大潮中最有文化品位的建筑，譬如有专家对90年代十大建筑作这样评论：“本次揭晓的作品中已能更多地感受到现代化或称为民族式的现代化建筑创作的氛围。今天，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新十大建筑，已经趋于国际性，从某种视角上可体会到国际化大都市的脚步及姿态。”从这段评论我们可以看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又在新的条件下开始了现代设计的探索。然而，一个时代的文化，对艺术家和设计的影响是巨大的，信息化、全球化、商品化……一个充满浮躁文化氛围的时代，不可能不在艺术作品中有所反映。所以，我们常常在今天的艺术创作中感觉到一种全球化的商业气息，以及为了商业化的目的，在形式上极尽仿古抄西，因此，也就很难见到象民族文化宫那样具有清新文化艺术气息的设计作品。

这里还可以举证中国第一高、世界第三高的摩天大厦——上海金茂大厦，这是兴起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摩天大楼文化”的代表作品。据说金茂大厦的设计者——美国SOM设计事务所，为了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把大厦设计方案凝炼成中国古典建筑——塔的形式，但看上去似乎有牵强附会之嫌，无论如何，我们很难在它的身上，感觉到传统文化艺术与现代科学技术完美的结合。据说由美国KPF设计事务所设计的超级摩天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建成后将成为世界第一高的建筑。大厦顶的圆洞架设观光桥廊，暗喻环球大厦是“世界金融中心”和“世界桥梁”。但是，这种近乎疯狂的舶来品的“摩天大楼文化”，给人留下的只能是“石崇比宝斗富”式的商人气息，人们仍然难以看到真正的主流意义上的文化与艺术。事实上，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在上海APEC会议期间，把上海的浦东说成是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就已经表明我们在浦东的现代设计中，已经没有了文化与艺术，如果说有，也只是小布什认同的美国式的商业文化。有文化的建筑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建筑，如果从这一意义上说，浦东的摩天大楼，就很难说是有生命力的建筑了。

今天社会给建筑师提供的创作空间是十分宽泛的，我们期盼着他们为我们的现代设计提供更多象民族文化宫那样的艺术珍品，至少，能够设计更多具有文化内涵的建筑。

继续追寻传统文化的现代设计 有两位具有艺术家与设计师双重身份的大师，一位是在中国大陆的韩美林，另一位是在中国香港的靳埭强，都是国际艺术与设计界的知名人士。他们的名气，来源于他们的设计作品，而他们的设计作品，正是艺术与科学、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完美结合的艺术珍品。

靳埭强是一位敬业而又卓有成效的设计大师，他曾经获得过300多个设计类的奖项，很多是国际平面设计界一流的大奖，其中包括数十项纽约创作历年展优异奖；亚洲广告奖之最佳机构形象设计；美国洛杉矶国际艺术创作展金奖；日本字体设计年刊之最佳作品、九月水银金奖；多项美国CA奖；波兰第一届国际电脑艺术双年展冠军；1991年获香港艺术家年奖之设计师年奖；1998年获香港杰出成就大奖。因为靳埭强对设计界的杰出贡献，1999年被授予香港紫荆勋章及20世纪杰出艺术家与设计师。如果说靳埭强的艺术设计之路，就是今天中国艺术家与设计师努力追寻的现代艺术设计道路，那么，靳埭强对自己的探索和成就如是说——

我是一个很有艺术理想的设计师，我坚持让艺术、文化体现在我们的作品中。有了这样的坚持，才能把一件看似相互矛盾的东西（商业的要求和文化的要求是有矛盾的，艺术的要求和市场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做成精品。

靳埭强主张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西方现代设计的理念中去。他同时强调：这种相融并不是简单相加，而是在对中国文化深刻理解上的融合。例如中国银行的标志，整体简洁流畅，极富时代感，标志内又包含了中国古钱，暗合天圆地方之意。中间一个巧妙的“中”字凸现中国银行的招牌。这个标志可谓是靳埭强现代设计文化思想的集中体现。

为了探索中国企业形象的路线，靳埭强提出建立“真、善、美”CI的主张。真、善、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东西，把它运用到中国企业形象设计当中，本身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的一种完美结合。靳埭强在谈到他为中国银行进行标志设计的时，讲了如下一番CI设计感悟。他说：

良好的企业形象必须具备3个条件：一是真的形象，真的本质。企业形象必须符合企业的真实性格，绝对不能模仿抄袭，或照本全搬。CI工作者应了解企业，确定企业的文化，塑造出企业的真形象。二是善的理念，善的行为。企业必须有清晰完善的理想和目标，上下一心贯彻在对内对外的行为中，建立出类拔萃的形象。三是美的内在，美的外在。企业本身具备美的内质，是建立美的企业形象设计的基础。

靳埭强的中国银行标志设计，正是这种设计理念的集中体现。它有一个“真”的形象。一是原创——不抄袭、不模仿（靳埭强说：这个标志是百分之百的原创设计，后来成为全国很多机构争相抄袭和模仿的对象）；二是识别——有个性、不类同（靳埭强说：世界各地银行的标志意念与造型类同者很多，中国银行标志与众不同，容易辩识，显出独特的个性）；三是份属——合身份、创文化（靳埭强说：中国银行的标志造型完满大方，符合国家专业银行的身份，更包含着中华民族特色的企业文化）。

有一个“善”的行为。中国银行的理念一向是根据国家金融政策而确立，朝着国际化、集团化、企业化、现代化的方向，以新的姿态为发展中国外向型经济提供高效、优质、全面的金融服务。

有一个“美”的形象。一是立意——意念先行，以形取神（靳埭强说：标志是由结了红绳的古钱启发出创意，钱孔与红绳构成了“中”字，现代的造型内涵着民族特色）；二是创新——承先启后，破旧立新（靳埭强说：以古钱为形象的标志，并非始于中国银行。最重要的是怎样将一个平凡的题材，赋予新的造型，表现创新的意念）；三是活用——适身合用，灵活生动。

靳埭强在企业标志设计过程中，讲了一句至理名言——标志形象不是流行时装，追随潮流，人有我有的东西。我们之所以说他的这句话是一句至理名言，是因为这句话对我们的艺术设计有指导意义。标志设计必须具有个性，没有个性，就不是标志。五星红旗是中国的标志，她只能是中国的标志，不能有第二个或者更多，有，就不是标志。

我们从靳埭强的所有设计作品中，都能够感受到强烈的中华文化气息，这也正是他艺术设计成功之所在。如果说，靳埭强的成功，还有什么捷径的话，那就是把传统文化融汇到现代设计当中去，使设计作品更具有文化气息，以此增强设计的感染力度。创造，是艺术设计永恒的主题，没有创造，也就没有了艺术设计的生命力。创造是需要有底气的，这底气不是来源于抄袭——照抄照搬古人和洋人的东西，而是来源于文化与艺术的积累。这种积累，正是任何一位成功的艺术家和设计师，身体力行，孜孜以求传统文化与艺术的结果。同样，韩美林的艺术设计成功之路，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

韩美林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艺术家和设计师，1980年，韩美林在美国纽约波士顿等21个城市举办个人画展，圣地亚哥市颁发给他荣誉市民金钥匙，纽约曼哈顿还宣布1980年10月1日为韩美林日。在美国期间，更有哈佛大学劳伦斯艺术学院邀请他到该学院讲学。1983年，韩美林有六幅作品入选联合国发行的圣诞卡。1989年以来，他已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举办个人画展。韩美林先后为美国亚特兰大市等多个城市创作了数十件巨型的城市雕塑，1996年经过17个国家顶尖艺术家的竞争，最后只有3件雕塑作品入选为第26届亚特兰大奥运会标志性雕塑，其中就有韩美林的作品，那个花岗石铸铜雕塑《五龙钟塔》，被永久陈列在亚特兰大世纪公园。如今，世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收藏有韩美林的艺术作品。

韩美林的艺术作品，不论是绘画、雕塑，还是设计，不但继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艺术，同时也吸收了西方艺术的精华，他把写实、夸张、抽象、写意、工笔、印象等诸多手法巧妙地融为一体，使作品达到高、深、新、远的境界。他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设计的标志，只用简单的四笔，画出一只美丽、可爱，而又富贵的凤凰在空中翱翔。

尽管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在艺术上不断创新，但韩美林却从不失去一个真正艺术家和设计师的使命感。他说，艺术强调个性、强调民族性和地域性，借鉴可以、取代不行。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中”和“洋”，中为主。一个艺术家，心里必须装着自己的民族，离开了自己的文化土壤，就没有可能结出艺术之果。中国艺术需要前进，但前进需要一个起点，千万不能离开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中华民族。我们可以吸收国外的文化，但必须进行消化，把传统和现代意识进行完美的结合。他说：“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民族的东西，就没有趣了。”

韩美林认为，艺术的成功，在于有“根”。这个根就是中华民族之根，它经历了几千年历史的沉淀，深植于每个中华儿女的心中，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它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审美观、创作观。有根的艺术才能够枝繁叶茂日益强大，没有根的艺术最终不过是浮萍一叶，昙花一朵，经不起时间的雕琢。而艺术的根，是扎根在多姿多彩的生活当中的，扎根在我们本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民族文化当中的。因而，生活和民族性，是艺术创作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必要因素。韩美林说：民族文化与艺术，是抚育每一个中华大地艺术家的母亲。

韩美林认为，艺术要达到世界水平，就必须依靠民族传统加上现代意识。世界艺术的大同之日就是世界艺术的末日到来之时。在吸收中西方艺术传统的关系上，我们必须摆正两者的位置。中洋结合，以中为主。古今结合，以今为主。源流结合，以源为主。这不是保守，也不是僵化，而是一个很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

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使韩美林的艺术创作走上了成功之路。他为中国北京申奥设计的会徽，就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思想完美结合的经典设计。韩美林说：任何一个图案标志的设计，最关键就是简洁明快，干练易懂，还要有较深的内涵和不落俗套，这是摆在每个设计者面前的难题。北京申奥会徽标志的成功，正是这种设计思想的集中体现。

北京申奥标志是由奥运五环的蓝、黑、红、黄、绿这五种颜色组成的五角星形状，又以中国手工艺品的“盘长”方式相互环扣在一起，这就代表了华夏传统的‘中国结’形象，还象征世界五大洲的团结、协作、交流、发展、携手共创新世纪。整体图形又好似一个打太极拳的人形，乃是中国古老传统体育文化的精神体现。虽然北京申奥成功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的成功，不能不说这个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设计方案，发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作用。

不独韩美林和靳埭强，许多没有浮躁气的、不以金钱为追逐目标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在全球美国化的今天，也在以自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中国的现代艺术与设计，探索着，开掘着。尽管依旧的艰辛，依旧的苦涩，但却是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民族文化与艺术，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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