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中华文化与现代设计

中国古代有两部被世界称道的书，反映了中华文化对设计的影响。一部是先秦时期的《考工记》，另一部是被国外研究者誉为中国17世纪工艺百科全书的《天工开物》。

《考工记》的作者及成书年代不详，一般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期，经齐国人之手完成的。《天工开物》是我国明代大科学家宋应星（1587—1663年）的代表作，初版于崇祯十年（1637年）。这两部书都是对世界产生过，并且继续产生着影响的中国古代科技文献，也是中华文化与科学设计思想结合的典范之作。《考工记》和《天工开物》对后世的影响，足以让我们瞠目。大约还在唐代，《周礼》便传到了日本；19世纪50年代，《周礼》又被译成了法文，《考工记》亦随之传到了日本和西方。现在它已受到了更多外国学者的注意和重视。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9年止，《天工开物》一书在全世界共发行了16个版本，印刷了38次之多。

下面我们结合这两部书，继续讨论中华文化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考工记》一向被称为“先秦百工技艺之书”，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考工记》，是作为《周礼》的一个部分——《周礼·冬官考工记》出现的。《周礼》一书原有六官之纪，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冠”、“冬官司空”。但“冬官司空”早佚。据说西汉时期，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喜欢收集先秦经典，为购求此篇，曾费千金而不得，不得已而以《考工记》补之。此书原无名称，《考工记》之名亦是汉代人手笔，后又经刘歆父子之手，才得今本。《考工记》之被列入中国古代“三礼”之一的《周礼》，就足以说明中国古人已经注意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相互交融。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科学技术，在这个时代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手工业中，一方面是原有的操作工艺更为纯熟；另一方面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工艺。分工也更加精细，《考工记》就有“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等等记载，表明在每一专业之中，还细化出不同的工种。这时，春秋以前的“工商食官”格局已经打破，除了官府手工业外，又出现了许多私营的个体手工业。由于社会大变革的深化，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开始普及于民间，于是“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许多士大夫都比较重视实践，关心社会的进步和生产技术的发展，鲁班、墨翟、李冰等一些杰出的学者、技术发明家便应运而生。他们把中华文化与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起来，通过科学设计，使许多工艺技术得以改进和提高，从而使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

《考工记》就是反映当时工艺技术和设计水平发展的技术规范著作，涉及运输和生产工具、兵器、容器、乐器、玉器、皮革、染色、建筑等专业，每一专业又有更细的分工。譬如，“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抟埴之工二”。攻木之工涉及与木工制作有关的工艺技术，包括轮、舆、弓、庐、匠、车、梓等7个工种；攻金之工涉及与金属制作有关的工艺技术，包括筑、冶、凫、栗、段、桃等6个工种；攻皮之工涉及与皮革制作有关的工艺技术，包括函、鲍、韗、韦、裘等5个工种；设色之工涉及与纺织印染有关的工艺技术，包括画、缋、钟、筐、覩等5个工种；刮摩之工涉及与精细加工有关的工艺技术，包括玉、楖、雕、矢、磬等5个工种；搏埴之工涉及与陶瓷制作有关的工艺技术，包括陶、瓬等2个工种。

《考工记》不但对上述6个专业30个工种，进行了严格的分工，而且对每一个专业和工种的设计规范和制作工艺，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和解释，并在记述各种经验技术知识的同时，力图阐明其中的科学道理。

从《考工记》上可以看出，在专业和工艺技术分工上，中国的设计发展，是受着中华文化极大影响的，譬如《考工记》开篇就说：“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埶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

上述的社会分工思想，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专业分工、工种细化中的反映。不仅如此，许多技术规范，还直接反映了周王朝的一些典章制度。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玉人之事”条说：“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候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这是传统文化对设计及工艺规范直接影响的明证。又如“车有六等之数”条说：“兵车之轮六尺有六寸，田车之轮六尺有三寸，乘车之轮六尺有六寸”。这是对车轮尺寸的一种标准化管理。若依当时齐国的尺（每尺约合19．7厘米）推算，此兵车、乘车之轮径应为1．30米；而经测量，河南辉县琉璃阁战国墓出土的16号车轮径正好为1．30米。这显然是一种标准化设计思想的体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再强调大一统和“无规矩不成方圆”思想的自然表现。

传统文化对现代设计的影响，我们在《考工记》的“匠人营国”条中，看得更清楚。书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涂度以轨。庙门容大扃七个，闱门容小扃参个，路门不容乘车之五个，应门二彻参个。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

春秋战国之时，各诸侯国纷纷建都造城，规模十分宏大，从发掘的古代都城遗址看，都城已经有明确的分区规划设计，宫殿区、作坊区等，都十分明显。面对当时的城市化高潮，《考工记》对都城的形制、城门的数量、道路的设计，宫殿的布局，以及城市等级、建筑设计标准等等，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使当时的大规模城市建设活动有所遵循。这是中国最早，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城市规划设计规范，自周王朝以后，一直到明清的北京紫禁城，几乎都沿用着这个《周礼》上的都市规划指导思想。虽然随着社会发展，城市功能不断复杂化，城市的规划设计也发生很大变化，但中国的都市规划设计思想，在封建社会里几乎是一脉相承，即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直到今天，这种影响也还深刻地存在着，譬如我们对城市等级、城市规模、城市基础设施配置等等，自觉不自觉的就套用行政级别，首都为第一等，直辖市为第二等，省辖市为第三等，以此类推，降幂排列，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等级思想在设计上的体现。到了汉代，《考工记》被列入《周礼》之中，更成了封建社会必须遵循的仪礼规范，不但城市建制，连同人们使用的器物，也都按照等级地位，有了明确的规范约束。所谓“非礼勿动，非礼勿施”，就已经把传统文化灌输到一切设计当中了。

到宋应星编著《天工开物》的时候，人类社会已经进入17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开始了世界性的扩张活动，这时的中国封建社会也已经进入了明王朝的末期。明代是我国古代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比较发达的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中期以后，部分地区的不少行业中，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农业中，耕地面积扩大，作物品种得到改良和增加，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都有了明显提高，一些地区出现了专业化经营。明代手工业种类较多，且已具备了一定规模，尤其是与国计民生关系较为密切的冶金、陶瓷、纺织等行业最为发达。明代商业和交通亦较发达，一些巨商往往致富于数千里之外。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都有力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明代后叶是科技思想大放光芒的时期，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等长篇巨著，都在这时诞生。明代科学著作大都具有承前启后、集历代之大成的特点：它们既总结和继承了前人的优秀成果，又在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上有所创新。《天工开物》就是这样一部集中国传统文化和当时科学技术于一身的伟大科学文献，书中详细记述了古代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其中不少是在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工业技术和科学设计。

《天工开物》共分为三编十八卷。上编记载了谷物的栽种、蚕丝棉苎的纺织染色，以及制盐制糖的工艺；中编记载了砖瓦、陶艺的制作、车船的制造、金属的铸造、矿石的开采和烧炼以及制油造纸的方法等；下篇记载了兵器的制造、颜料的生产、酿酒的技术、以及珠玉的采集和加工等。书中更有附图一百余幅，成就了一部图文并茂的科技文献。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和设计水平，到了明朝中后叶，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天工开物》就为我们展示了许多当时世界上顶尖级设计。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设计，都产生过巨大影响。我们看下面一些例证，就更能感知到这一点。

中国的易经，是中国人最早认识世界的科学总结，所谓知天文，晓地理，就是认识世界的进步过程。但是这种认识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不断在发展中得到深化。指南针的发明，是中国人的骄傲，最初的指南针，古人叫它“司南”，这种司南大约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司南由青铜地盘与磁勺组成。地盘17.8×17.4厘米，内圆外方，中心圆面下凹，圆外盘面分层次铸有10天干，十二地支、四卦，标示二十四个方位。磁勺长11.5厘米，口径4.2厘米，用天然磁体磨成，置于地盘中心圆内，勺头为N，勺尾为S，静止时，因地磁作用，勺尾指向南方。司南的设计，不仅精美，而且还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阴阳思想。

有了设计精美的指南针，使中国人的地域活动能力和范围，都大大增强和扩大，于是，在易经文化的指导下，中国人开始了对宇宙的探索，产生了设计精美的浑天仪。浑天仪是古代测定天体位置的坐标仪器，自汉代以来历朝都有制造。仪座为十字水平，仪体分三层：外层为“六合仪”，测定一天的时间和经纬度；中层为“三辰仪”，测定一年四季和日月星宿的位置；里层为“四游仪”，设有望筒以便窥测目标。当时的浑天仪均为铜体。浑天仪的发明，不仅是科学上的进步，也是设计上的突破。中国古人把对时间和空间的测定，集中与一个小小的浑天仪上，这本身就是现代系统论设计思想的体现。

汉代人不仅设计制造了浑天仪，同时还设计制造出浑象仪。浑象是古代的天球仪，自汉代以来历朝都有制造。仪下为地柜，上为经纬环规，规中设浑象球，半在地下。柜轴为35度，是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地理纬度。球面列布星宿在宇宙间的位置，以便观察。浑象仪同浑天仪一样，都是铜体。

到了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的手里，对浑天仪设计上的诸多缺点，加以科学的改进，设计并制造出装置简便，效用更广的简仪。简仪长470厘米，宽328厘米，高310厘米。简仪突破了浑仪环圈交错不便观测的缺点，将环组分别架立，组装简单，使用方便，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仪器。简仪的设计与制造者郭守敬，在设计并制成简仪的同时，还设计并制造了十三种天文仪器。

中国人对宇宙的探索兴趣，到了明清时期就更加强烈，于是，明朝政府在北京建立了国家天文台，古人称它为观象台。明清两朝的古观象台，设于北京内城东南角城墙上。始建于明朝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后来清朝政府加以增修补建，成为明清两代的国家天文台。台高14米，台顶南北长20.4米，东西长23.9米。明代设计制造的仪器或毁，或移于别处（简仪、浑仪等）。现存的赤道经纬仪、天体仪、象限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地平纬仪、纪限仪、玑衡抚辰仪共八架天文仪器皆为清代初年设计制造。

上面举证的几个与天文学有关的个案，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中国古人在与自然界斗争的实践中，产生了伟大的易经文化，这个易经文化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与进步。中国古人在天文学上的成就，某种程度上说，得益于易经文化，是易经文化为古人导引了一条正确认识宇宙的道路，从而使中国古人有了天文学上的辉煌成就和设计成果。

易经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远不止于上面所举的例证，譬如易经对中国医学的影响，就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医学讲阴阳互补，讲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均来源于易经文化。据此，中国医学又产生了经络学，并且发明了针灸技术，针灸技术是中国医学宝库中的瑰宝。根据中国古代经络学说，经络遍布人体各个部位，有运送全身气血、沟通身体上下、内外之功能。穴位则是经络系统控制机关，刺激穴位可以起调节经络系统作用。北宋时期，中国古人设计出“天圣针灸铜人”，铜人身体上总穴位有657个，穴名354个。天圣针灸铜人是世界上最早设计的人体模型，开创了应用人体模型进行诊断、治疗和教学的先河，在世界医学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今天人类搞“仿真人”，用电脑合成手段，设计成三维立体图形，藉此辅助疾病的诊断、治疗，在某种意义上说，与中国古代医学的经络学说和“针灸铜人”，有异曲同工之效。

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就有重农思想，在这种重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农业生产工具的设计制造，也很为世界科技史学家重视。1950年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战国时期铁锄，就是一个设计合理，造型美观的手工业产品。铁锄长10厘米、宽10.5厘米、距2厘米。这种形制的铁锄，安装把柄后有利于使用，不仅可以锄草，还有利于保墒。东汉人毕岚发明设计的龙骨水车，又叫翻车，是一种农田灌溉工具。后来经过三国时人马钧予以完善、推广。它由传动轴、方形链板、车厢等部件组成。最先以人力为动力，后来扩展利用畜力、水力和风力。龙骨水车设计精巧，制作简便，提水效率高，一直使用到现在。

自从有了指南针，中国古代的航海技术，一直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明朝三保太监郑和统率船队，于公元1405—1433年间，七次下西洋。船队最大的海船长44丈4尺，宽18丈，立九桅，挂十二帆，这是当时世界上设计制造最大的木帆船。这种木帆船在航行中使用水罗盘进行导航。

造纸技术，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巨大贡献之一，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国古代的造纸技术也越来越精美，唐代以后设计制造的暗花龙纹宣纸，到了清代，更加炉火纯青，清代生产的暗花龙纹宣纸，纵64厘米，横133.5厘米，是一种设计精美，使用方便的书画宣纸。

火药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又一巨大贡献，对于火药的利用，中国古人并非都是烟火礼花，也用于实战。南宋理宗开庆元年（公元1259），宋军设计发明的突火枪，就是一种管状火器。突火枪以巨竹筒为枪身，内部装填火药与子窠——子弹。点燃引线后，火药喷发，将“子窠”射出，射程远达150步（约230米）。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发射子弹的步枪。1970年7月在黑龙江阿城县半拉城子出土的明代“铜火出水”火器，是现存最早的铜火铳。铜火铳由前膛、药室和尾柄组成，可供手执。总重3.55公斤，火铳小而轻便，士兵单人可随身携带，点燃引火线后爆炸发射，在实战中证明有相当威力。明朝人又设计发明了架火战车，长120、宽52、高87厘米。这是一种独轮车装载火箭的战车，前有绵帘，需要时可放下挡铅弹，车两侧设置六筒火箭，计160支，火铳2支，长枪两支，此战车由两人操作。后来明朝人又设计发明了一种长108厘米的火箭，在箭支前端缚火药筒，利用火药向后喷发产生的反作用力把箭发射出去。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喷射火器。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繁荣的中华文化，与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始终紧密结合，从而为世界文明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这些发明创造，不仅具有极高的科学实用价值，而且都是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设计成果。这就是中华文化与科学技术交融的绝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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